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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宗庆元四年（1198）］九月十二日，臣僚言……刑狱如已经本路差官俱遍，犹翻异不已者，仰家属径往朝省陈诉……如委是究抑，即将前推勘失当官吏，并与照条坐罪。至于“检断”、“签书”及“录问”官，止据一时成款，初不知情，免与同罪。刑寺看详；……照得淳熙十一年（1184）十一月二十五日指挥：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三日两项指挥，检断录问之官，如辞状隐伏，无以验知者，不在一案推结之数。敕令所申明朝廷，乞将签书与检断录问，一体修立为法。经奉旨：依旧法施行。致有臣僚今来奏请。本寺照得：检断，录问，签书，不问有无当驳之情，并与推勘官一案同结，委是轻重不伦……今看详送敕令所参酌看详施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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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关推法二司连带负责的最重要的一项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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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敕令所如何决定，会要里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可以相信它是会赞同大理寺的这一项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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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鞫谳分司精神之相承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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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鞫谳分司制度，自从太祖建立以来，历代相承不坠，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吏部郎中汪应辰的一篇奏折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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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累圣相授，民之犯于有司者，常恐不得其情，故特致详于聪断之初……。鞫之与谳之者，各司其局，初不相关。是非可否，有以相济，无偏听独任之失……。[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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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这种精神，二百年来，一直没有被人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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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指出一个叫强至的人，任泗州司理参军时，曾经兼摄司法参军，他认为可能在仁宗时期，分司制度之实施，可能不太彻底。[41]但是这也许是一项极短期的临时措施，恐怕也是极稀有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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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时有一个周林，他上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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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郡之间，刑狱之地，尚有循习旧态，因仍故事，民为大害……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然而推鞫之吏，狱案未成，先与法吏议其曲折，若非款状显然，如法吏之意，则谓难以出手。故于结案之时，不无高下迁就，非本情去处。臣愿严立法案，推司公事，未曾结案以前，不得辄与法司商议。重立赏格，许人告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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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鞫谳分司的精神，可能一个时期被人忽略，但仍然有有眼光的人，大声疾呼，要求朝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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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职制五，三司推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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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宗）嘉泰元年（1201）正月十一日臣僚言：今日治狱之弊，推鞫之初，虽得其情，至穿（写？）款之际，则必先自揣摩斟酌之，以为案如某罪，当合某法，或笞或杖，或徒流与死刑之类。皆文致其辞，轻重其字，必欲以款之情，与法意合。彼议法者，亦惟视其成，而定其罪。纤毫锱铢，如出一手。乞行下诸路州军。所隶刑狱，应自今圆结案款。但据其所吐实辞，明白条具。然后听其议法者定罪。不得仍前传会牵合，称有文饰。如有违戾，监司[43]按治施行。庶几情得其实，法当其罪。从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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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上面周林的奏折所讨论的是同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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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宗嘉定五年（1212），信阳军的判官，照例是兼有司法参军的阶衔，但是事实上同时也兼管军巡院判官的职务。于是荆湖北路转运司上奏，说他“既自勘鞫，而又自检断，岂无妨嫌？”因之要求调整，于是朝廷在信阳军添置司户参军一员，使之兼录事参军，主管推鞫，同时把军巡院裁撤，使判官只有司法参军的兼职，专管议法。[45]因此我们可以相信，鞫谳分司的制度，是和有宋一代相终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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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入主中原之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鞫谳分司和翻异移推的制度。明朝把元人赶走，但是承袭了他们的专制政治。所以恢复一些旧有的制度，而最不彻底的就是司法。清朝在这一点上，也完全接受了明朝的衣钵。所以有关宋朝的优良司法传统，七百年来，知道的人不多。就是有人知道的，也不敢多讲。这一篇短文的内容，本是施行了三百多年的一代要政，而说起来颇有点觉像在谈稀罕古董，真使人不胜浩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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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于西雅图之望湖山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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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方杂志》复刊第五卷第五期，197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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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者年前在东方杂志复刊四卷四期（1970年十月）发表过“宋律中之审判制度”一文，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不过其中有不少错误，特在这里向读者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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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以上几个汉朝人，请参看程树德：《九朝律考》（1926），一九六〇年重印本，178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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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国志》，《魏书》二十一，《卫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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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上根据沈家本（1840—1913）：《刑官考》，2～29页（台北，文海，1926年影印本沈寄簃先生佚书本，总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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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隋书》二五，《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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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隋书》二五，《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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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隋书》二五，《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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