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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司的职务，是在推司把案情审问明白取了供状之后，把一切适用的条文，全部检出，决定采用某条，或者不决定，而把全部条文提供主官采择。理宗绍定元年（1228），平江府的学田，被一个叫陈焯的偷种多年。事情发觉之后，府里的法司，检出适用的各项条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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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司检具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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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诸盗耕公私田者。壹亩以下笞三十，伍亩加一等，过杖壹伯，拾亩加壹等，罪止徒壹年半，荒田减壹等，强者各加壹等，苗子归官，主下条苗子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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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诸妄认公私田，若盗贸卖者，壹亩以下笞五十，伍亩加壹等，过杖壹伯，拾亩加壹等，罪止徒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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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诸盗耕种及贸易官田、泥田、沙田，逃田、退复田同官公田，虽不籍系亦是，各论如律冒占官宅者、计所赁，坐赃论。罪止杖壹伯。盗耕种官荒田沙田罪止准此，并许人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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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诸盗耕种及贸易官田、泥田、沙田、逃田、退复田同。若冒占官宅。欺隐税租赁直者。并追理积年。虽多至拾年止，贫乏不能全纳者，每年理二分。自首者免。虽应召人佃赁，仍给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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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诸色人，告护盗耕种及贸易官田者，泥田、沙田、逃田、退复田同，准价给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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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诸应备偿，而无应受之人者，理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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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一段，见于平江府府学的石刻。[31]幸亏有它，我们才能够知道七百四十多年前之所谓“检法”，大约是怎么样一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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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两司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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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法两司的职务，在理论上固然可以说是各不相干，但事实上究竟是在处理同一个案子，因之二者间的连带责任问题，当然并不单纯。庆元条法事类（1197）里，载有三项处理这个问题的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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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断狱敕：诸录事、司理、司法参军（原注：州无录事参军，而司户参军兼管狱事者同），于本司鞫狱、检法有不当者，与主典同为一罪。[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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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规定似乎是说，这三种参军，在他们自己衙门里，固然像是“长官”，但是他们究竟都是知州的幕僚（“幕职”）；一件案子的最后决定，还是要知州来“答书”的。所以在连坐法上讲，把他们只看成一种“主典”。因为照唐宋律的规定（唐律第十同职犯公坐条），公平连坐，是以“长官”、“通判官”、“判官”、“主典”分四等论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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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断狱令：诸州公事，应检法者、录事、司法参军连书。有妨嫌免者。俱应者免，别委官。[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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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检法虽由司法参军主管，但是必须另外一个人——录事参军或其他被指派的官——副署。以免司法参军因为单独行事，或致全无忌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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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断狱令：诸事应检法者，其检法之司，唯得检出事状，不得辄言与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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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最显明的指出检法业务的专门性和其机械性。可惜以上三项条文，皆不具年月，无从探究其发展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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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里载有三项有关推法两司责任问题的纪录。以之互相比照，可以看出来这个问题的处理，先后颇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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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仁宗景祐）三年（1036）四月九日，法寺奏断：泉州录事参军张寻失吴皓死罪，徒二年半。公事定断，合追一任，勒停。支使施收，罚铜三十斤，勒停。通判张大冲，二十斤，知州苏寿，十斤，各与监当。权司法吕乔卿，权南安主簿（？）准条去官。诏特冲替。[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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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项公罪连坐的处罚，是以张寻（主典）为首，施首（判官）为第二从，张大冲（通判官）为第三从，苏寿（长官）为第四从。吕乔卿是检法的官，南安主簿某人大概是录问的官。因为对于审问案情的经过，全不知情，所以二人得到皇帝特予从轻的发落。[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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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宗熙宁二年（1068）九月七日诏：审刑院大理寺元签书检断苏州百姓张朝法官，并命御史台取勘奏闻，以张朝因堂兄张念六行抢，杀朝父死后走。却被朝提见打死张念六。审刑院大理寺用法，断朝犯十恶不睦当死奏案。而参知政事王安石引律奏：朝父为房兄所杀，则于法不得与之私和，则无缘责其不睦。合依条得加役流罪，会赦合原。上得是奏，乃诏依安石所议施行。其审刑院等法官，以用法不当，故有劾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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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件记录的是检法不当的一条实例。签书官就是院寺的主官，因为糊糊涂涂的划了行，所以要和“检”法及“断”刑的法官连带负责。王安石在这里的表现，不但证明了他充分的法律知识，同时也说明了他如何对于法律问题之不断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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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宗绍兴）六年（1133）六月二十三日臣僚言：中军统领官张识，冒请逃亡军人米。刑寺元断公罪。待致朝廷疏问，却将盗米赃罪杖，断作赃罪流，显见前断不当。其刑部大理寺，事属失职。寺丞胥介，评事许绛，权刑部郎中刘藻，各特降一官。章谊元衮，各罚铜十斤。仍令李与权将元勘不当人吏，疾速根勘施行。续有旨：张识追毁出身，以文字除名、勒停、特送筠州编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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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章谊，元衮二人，恐怕就是检法官。而张识者，应当就是那个“元勘不当”的人吏，所以得到那么严重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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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司之检法，本来只是根据推司的审问记录进行。如果因为推司有过失而跟着连带受罚，实在有点不公平。宋会要职官五，三司推勘院有这样一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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