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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名公书判清明集［景定辛酉（1261）］残本，内有一百三十一件判词，尽属民事，大多数是宋末几位有名的提刑司们的笔墨。[12]其中有的是本司的判决，有的是回答县衙门的请示，有的是回答转运司或提举司的询问，可以略窥当时各机关公文往来的制度。可惜刑事案件的一部分，全都佚失，不能作相互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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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户部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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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事审判程序里，终审机关是“以田务券责之理直民讼”的户部。[13]它的左曹下面，设有三个“案”——大约相当现在的一个司——：第一，户口案：掌……民间立户分财……典卖产业，陈告户绝，索取妻男之讼。第二，农田案：掌……田讼务限……。第三，检法案：掌凡本部检法之事。[14]宁宗嘉定六年（1213）十月，户部报告皇帝，说他们设置了一个登记簿——“籍”——专门用以查考诸路监司并州郡承受部里交办而尚未办结的诉讼案子。[15]可见户部的司法行动，是相当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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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也注意到有关民事诉讼的立法。宋会要刑法三田讼载有高宗绍兴五年（1135）闰十月和十三年（1143）六月户部的两项条谏，一是关于田宅诉讼的起诉时效，一是关于起诉人的年龄限制。[16]由此可见宋朝的司法制度，是把民事和刑事分别交给户部和刑部分开管理的。所以我们在宋朝有关狱讼的官文书里，常常看到“户刑两司”，“户刑部”等一类字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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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民事诉讼的终审权交付给户部，似乎是宋朝的一项新猷。因为在唐朝文献中，我们还没有发现到类似的记载。而且就是有的话，在唐末几十年藩镇割据之下，也已经早就成为纸上的具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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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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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徒以上罪为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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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的刑事审判权，在汉朝是没有限制的。[18]到了唐朝，就只以笞杖罪为限。[19]宋朝沿袭了唐朝的制度。《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三，检断，载有有关的一项条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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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狱令：诸犯罪，皆于事发之所推断。杖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原注：编配之类应比徒者同。余条缘推断录问称徒以上者准此）及应奏者，并追证勘结圆备，方得送州。若重罪已明，不碍检断，而本州非理驳退者，提点刑狱司觉察按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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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宋朝对于笞杖罪的执行，实际上比名义上减轻了许多。刑统的规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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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样看来，宋朝县官所处理的罪犯，实际上都是些轻微的，类似违警法一类的过失——如同国忌作乐，无故走车马，博戏赌财物之类——而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大罪，也就等于一家家长对于他的子弟打几下手心而已。至于比较严重的罪行，他的责任，只是把案情审问明白，然后把文件人犯全部解送到州（府）里去由他们决定如何处理。而他自己，则并没有作任何有决定性的行为。因之他在这一个阶段中的行动，在法律上应该负到哪一个程度的责任，自然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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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县官对于徒以上罪应当负如何的责任，宋会要里有下列三项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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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仁宗宝元二年（1039）十二月二十五日，屯田郎中知阆州张保之言：县司解送公事，若犯死罪，只作徒以上；或本犯徒，却作死罪解送赴州。州司勘正，县司官吏、乞申明合与不合成故失入罪论。事下法寺众官看详：诸县申解公事，州与县解罪名差互不同者，县司官吏，依令文，更不问罪，或解徒以上，到州推勘，却止杖罪及平人，即从违制失定罪。如挟私故意增减，即以故入人罪论。从之。[21]这里说的很清楚：县官解案到州，对于案情的认定，如果和州里的不同，依当时通行的令文，他是不负任何责任的。现在大理寺（法寺）决议：县官把无罪人或杖罪当作徒以上罪解州，如果不是故意，就照“违判失错”定罪［唐律一一二（被制书施行违者）条：非故违而失错者杖一百］。反过来说，如果非故意而把重罪当轻罪送州，就不算过失。不过挟私故意增减罪名的县官，就是“故意出入人罪”的条文论罪［唐律四八七（官司出入人罪）条：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其出罪各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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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孝宗乾道九年（1173）十二月九日，臣僚言：狱贵初情。初情利害，实在县狱。今天辟之囚，必先由本县勘鞫圆备，然后解州。州狱一成，奏案遂上，刑寺拟案，制之于法，则死者不可复生矣。窃见外郡大辟翻异，邻州邻路差官别勘，多至六七次，远至八九年，未尝不同县狱初勘失实。乞自今后，遇有重囚翻诉，委官根勘，见得当来县狱失实，将官吏并坐出入之罪。诏刑部看详，申尚书省。[22]照这一条的记载看来，宝元二年县官坐罪的规定，经过了一百三十多年，到了乾道九年的时候，已经不大被人注意了，所以臣僚们才有重新规定县官坐罪的请求。《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三，推驳，载有断狱敕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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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县以杖笞及无罪人作徒流罪，或以徒流罪作死罪送州者各杖一百。若以杖笞及无罪人作死罪送州者徒一年。其故增减情状者，各从出入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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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敕文，也许就是上项臣僚请求的结果，可是才过了五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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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淳熙六年（1179）六月，刑部言：昨乾道重修法，增立县以杖笞及无罪人作徒流罪，或以徒流罪作死罪送州者，杖一百。若以杖笞及无罪人作死罪送州者，科徒一年。缘县狱比之州狱刑禁事体不同，止合结解送州，故县不坐出入之罪。今欲依乾道重修法科罪，如系故增减情状，合从出入法施行。从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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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刑部认为上项规定，对于县官的要求，未免过多。所以它强调县狱之比州狱，“事体不同”，因为它只是“结解送州”，“故县不坐出入之罪”。因之刑部主张仍旧施行以前的“重修法”，而不再使用后来“增立”的条文。就是只有在故意增减情状之下，才把县官按出入法论罪。其余非故意而把轻罪当作重罪，或把重罪当作轻罪解州者，概不问罪。也就是说，县官对于审问徒流以上罪名所负的责任，大体上又恢复了一百四十年前宝元二年（1039）所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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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拷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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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之审问徒流死罪，虽然只是一种预审的性质，但也得“勘结圆备，方得送州”。因之有时候就免不得要用刑取供，即所谓“拷讯”是也。依照唐宋律的规定，官法之判决犯人，本来并不是一定要口供的。唐律四七六（讯囚察辞理）条的后半段说的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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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应讯囚者……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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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习惯上，法官总是要设法取得口供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就是用刑取供，在唐宋时有许许多多的先决条件和限制，到后来都被忽略了。唐律四七六条上半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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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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