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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审察辞理”？唐狱官令有一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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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察狱之官，先备五听。案周礼云：以五声听狱讼，求人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瞻视，不直则眊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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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一段，引的是周礼小司寇郑康成的注，正是汉律学的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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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立案同判”？唐律四七六条的疏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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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须讯问者，取见在长官同判，然后拷讯。若充使推勘，及无官同判者，得自别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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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用刑取供，不但要问刑官立案说明，同时还须要得到他长官的许可，和约请另外官员来一同讯问。宋太宗在雍熙二年（986）下令：“诸州讯囚，不须众官共视，申长官得判乃讯囚。”[26]可见在此以前是必在“众官共视”之下，才可以刑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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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拷讯的使用，主要的是以贼盗重案为限。太祖建隆三年（962）十二月六日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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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令诸道州府，指挥推司官吏，凡有贼盗刑狱，并须用心推鞫。勘问宿食行止月日去处，如无差互及未见为恶踪绪，即须别设法取情，多方辩听，不得便行鞭拷。如是勘到宿食行止，与元通词疑异同，或即人证分明，及赃验见在，公然拒抗，不招情款者，方得依法拷掠，仍须先申本处长吏指挥。”[27]到了明朝，则差不多所有的罪行，没有不可以施用刑讯的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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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问刑官对于若干人，有“回避”的规定。狱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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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五服内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其受业师，经为本部都督，史县令，及有雠嫌者，皆须听换推。经为府佐国官，于府主亦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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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有一定的限度，就是拷讯只许用杖——讯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30]——不许用任何其他的工具。而且“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数过者，反坐所剩。”唐律四七七（拷问不得过三度）条。所谓三度者，狱官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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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讯相去二十日，若讯未毕，更移他司，仍须拷鞫，即通计前数，以充三度。”（唐律同上条疏引）狱官令还有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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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讯囚，非亲典主司，皆不得至囚所听闻消息。其拷囚及行罚者，皆不得中易人。”[31]这和后来元朝杖刑和明朝廷杖“五杖一易人”[32]的规矩相比，相去何啻天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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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所说的一切，我们可以看出来关于刑讯的滥用，唐朝人作了多么周密的防范。难怪在宋朝文献中，我们再也找不出多少改善的规定。宋会要，刑法三，勘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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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二十五日诏……今后按鞫罪人，不得妄加逼迫，致有冤诬。[33]宋会要里有关刑讯的诏令，此外恐怕很难发现出什么别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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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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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滥施刑讯的防范，宋朝有一项加强的措施，就是把犯人的口供，由另外一人予以证实，即所谓“录问”是也。这个制度发展的经过，大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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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狱官令中，有关于犯人口供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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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问囚皆判官亲问，辞定，令自书款。若不解书，主典依口写讫，对判官读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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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唐人已把原始供词看得很重。到了后唐明宗的天成三年（928），有一道七月十一日的敕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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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道州府，凡有推鞫囚狱，案成后，逐处委观察、防御、团练、军事判官，引所勘囚人，面前录问。如有异同，即移司别勘。若见本情，其前推官吏，量罪科责。如无异同，即于本案后，别连一状，云所录问囚人，与案款同。转上本处观察、团练、刺使。如有案牍未经录问过，不得便令详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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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州府审问官事完毕之后，要等上级机关派判官来提出犯人，问他们是否承认他们的口供（“录问”）。如若他们承认（“无异同”），案子的处理程序就继续进行。如若他们不承认——“有异同”，宋人谓之“翻异”，明清谓之“翻供”——这件案子就得送交另外一位官员或另外一个机关去重新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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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继续沿用这个“录问”的制度，而予以更详密的规定，就是凡有徒以上的刑狱，在“推勘”（即包括刑讯的审问）完毕之后，必须经过“录问”，才能进行“检断”（检法断刑）。[36]如果犯人在录问时翻异，就得在原地方另外派一个人重审，这个叫作“别推”。别推的供词，到了第二次录问时又被翻异，这时候就得把案子移送到另一个机关去重审，这个叫作“移推”。[37]宋初对于移推的次数没有限制，因之有时一件案子，经过六七次移推而还得不到结论。[38]（后来才发展出“五推”为限的规定。这一点将另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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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录问官和推勘官之间，有回避“同年同科目及第”的规定。[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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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问官的责任，不只是对证，在相当程度下，他也负有纠正推勘错误的责任。《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三，推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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