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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任官制度，内外大臣，由皇帝亲自选择任命的不算，京城和地方上的高级官员，都是由中书省派充，术语谓之“堂除”。（例如京城里的大理正，诸寺监丞[48]，地方上比较重要的知州和通判。[49]）此外低一点儿的文武官职，都是由吏部就那些成千成万的候差人中选派，这个在术语中叫作“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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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吏部之选派官员，分四个部门办理。文职京官归“尚书左选”（旧审官东院）；武职京官归“尚书右选”（旧审官西院）；地方文官——自初仕至州县幕职——归“侍郎左选”（旧流内铨），地方武官归“侍郎右选”（旧三班院）。[50]宋朝官文书里，常常把“京官选人”并称[51]，就是专指着那些在尚书左选和侍郎左选候差的人们而言。也就是说，宋朝的所谓“选人”，并不是所有那些在吏部候差的人——这是唐朝“选人”的含义[52]——而只是那些在侍郎左选的范围内候差的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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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选人，包括很多身份不同的人。有黄衣选人（大概是贵族子弟），白衣选人[54]，有有“出身”的，有没有“出身”的[55]，有作过官的，有没有作过官的[56]，有进京到部候差的，有在外留在家中候差的。[57]虽然同是选人，但是到了参选注官时，就随着各人的身份而有不同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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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宗元丰二年（1079）起，选人们在吏部——侍郎左选——都注有名籍。[58]他们分七个阶级，要经过三任六考——原则上三年一任，一年一考，但可以缩短——才能参加选注。他们平常无事可作，但都有俸可拿，虽然是很薄，而且各地方多少不一。[59]不过人数太多[60]，而缺额有限[61]，在部里常常有“四百余人，无阙可注”。[62]实在没有什么苗头。无怪有人说：“凡在吏部待选者，无非孤寒寡援之人。”[63]（京官则不然，往往人少缺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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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回头谈“拔萃科”。宋史，太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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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隆三年（962），八月乙未诏：注司法参军，皆以律疏“试判”。诏尚书吏部举“书判拔萃”科。[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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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一条看来，“试判”和“拔萃”，明明是两件事了。但是宋会要，选举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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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建隆三年八月诏：吏部流内铨选人，并试判三道，只于正律及疏内出判题。定为上中下三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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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好像是一件事了。二书各有详略，未知孰是。但是无论如何，宋会要，选举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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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德元年（963）闰十月八日，召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内殿复吏部试中应拔萃：田可封、豫迈、宋白、谭利用。帝临轩观之。试毕称旨，以利用为左拾遗，白为著作佐郎。各赐袭衣犀带，可封迈并授敕县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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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宋朝第一次举行“拔萃”考试吧。宋史，太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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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六年（973）八月丁酉……泗州推官侯济坐“试判”假手，杖，除名。[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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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泗州推官”只是这位选人的阶级，并不是实际职务。他在考试时找“枪手”代考，被发现而挨了板子。这是“选人试判”最早的一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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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选举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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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十二月，诏曰：流内铨常选人所试判，自来不较臧否并判下者。自今选人所试判三道，定为四等。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优者，为上等。一道全通，二道稍次，或二道通，一道全不通，而文翰稍精者，为中等。一道通及稍次，二道全不通，或三道全次，而文翰无取者，为中下等。三道全不通而文翰纰缪者，为下等。判上者即与超一资注拟。如入职事官即不超资与加一阶。判中者，即依资注拟。判中下者注同类官。黄衣人即除一资。如初入令录内，降一资注拟。至下州下县不降。判下及全不对者落下。殿一年，候殿满日赴集。凡两经试判皆中下者，拟同类官。[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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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考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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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先是选人试判三道考为三等。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优为上。一道全通，二道稍次，而文稍堪为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纰缪，为下。判上者职事官加一阶，州县官超一资。判中依资。判下入同类。惟黄衣人降一资。至是诏增为四等，以三道全次文翰无取者为中下；依旧格判下之制。以三道全不通而文翰纰缪者为下，殿一选。[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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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记载，在年份上固然有一年之差，但在规定的细节上，倒恰好可以彼此补充。宋史选举志叙说端拱年间（988—）的考试制度说：“登科之人，纳朱胶绫纸之值，赴吏部南曹，试判三道，谓之‘关试’。”[71]这时的“试判”，显然是唐朝“身言书判”的一种简单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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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会要的记载，真宗一朝，有景德四年（1007）的“拔萃”科，大中祥符六年（1013）的“试判”，天禧三年（1019）的“试身言书判”，乾兴元年（1022）四月，试“身言书判”六十五人。[72]不管名称如何，考试时所采用的，似乎应该都是太宗留下来的试判三道，四等取人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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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天圣元年（1023）九月，把四等取人的办法，放宽为五等取人。[73]三年（1025）二月，取身言书判选人五十四人。[74]六年（1028）三月，取身言书判选人八十二人。[75]七年（1029），置书判拔萃科。宋会要，选举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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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1029）闰二月二十三日诏置书判拔萃：应选人非流外者，如实负材业，不曾犯赃，及私罪情轻者，并许投状，乞应上件科目。仍先录所业判词三十，并上流内铨，委判铨官省详。如词理优长者，具名闻秦。当降朝旨召赴阙，差官试判十道，以二千字以上为合格。即御试。[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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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月，流内铨建议，判词分三等闻奏。诏“应历官三考以上，方许投状”。[77]所以仁宗的“拔萃”，既不是五代时成全落第举子的补救办法，也不是真宗时注官前的“身言书判”，而是从现任官中拔擢优秀人才的一种特别考试。据宋会要的记载，这种考试，在天圣八年（1030）正月二十六日举行过一次。流内铨取中了余靖等二十四人。[78]五月二十五日，命唐肃、梅询、偃胥等考试拔萃余靖等二十五人于秘阁。六月二十三日，帝御崇政殿亲试，取中余靖尹洙二人。[79]南宋曾敏求（1118—1175）的独醒杂志里有下面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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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八年，应书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殿试之。中选者六人：余襄公、尹师鲁、毛子仁、李惇裕。其二则失其姓名。问题十通。一问：戊不学孙吴，丁诘之。曰：顾方略如何尔。二问：丙为令长无治声。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岂以小大为异哉。三问：私有甲弩，乃首云止稍一张。重轻不同，若为科处？四问：丁出，见癸缧系于路，解左骖赎之。归，不谢而入。癸请绝。五问：甲与乙隔水将战，有司请逮其未半济而击之。甲曰：不可。及阵，甲大败。或让之，甲不服。六问：应受复除而不给，不应受而给者，及其小徭役者，各当何罪？七问：乙用牛衅钟，牵过堂下。甲见其觳觫。以羊易之。或谓之曰：见牛不见羊。八问：官物有印封，不请所由官司，而主典擅开者，合当何罪？九问：庚请复乡饮酒之礼。辛曰：古礼不相沿袭。庚曰：澄源则流清。十问：死罪囚家无周亲。上请，敕许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否？时襄公除将作监丞，知海阳县。师鲁武胜军掌书记，知河阳县。子仁镇东军推官，知宣城县。惇裕大理寺丞，知华亭县。皆以民事试之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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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道题目，在南宋时，已被人看作古董，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是怪有意思的。本过说八人取六人，而且只有四人姓名，显然是传闻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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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萃科第二次举行，在天圣九年（1031）五月，殿试取中了李惇裕、毛询、张孝孙、吴感等四人。（连前次余靖、尹洙一共六人。曾敏求误为同榜。）到了景祐元年（1034）二月四日，诏：“书判拔萃科，今后更不复置。”六月四日，诏“应书判拔萃人，更不御试”。十七日，翰林侍读学士李仲容等试到书判拔萃科江休复等七人，诏取四人，落三人。[81]这就是仁宗朝拔萃科的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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