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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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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国子监，设有“画学”（不过废置无常）。[200]学生分士流及杂流二种。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201]画人要读律，宋朝真是把法律看得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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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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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以上所说，宋朝之利用各种制度，提倡法律，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不过中国社会，自两汉以来，儒家“德礼为主，政刑为辅”的价值观念，深入人心，法律一直不能抢先。所以唐朝国子监的六学，“律学”是一个第四等的学校，而宋朝“诸科”考试中，“明法”最是下科。就是在神宗大力推进法律考试的时候，就有监察御史陈师锡上书反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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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方大阐学校，用经术训迪士类，不应以刑名之学乱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大本，人犹趋末，况教之以末乎。望追寝其制，使得悉意本业。[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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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死后，司马光很快的就有了他极力反对习律的奏折：通考三一，选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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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仆射司马光言：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罢赋诗及诸科，专用经义论策，此乃复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己者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陷于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于异端。若己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至于律令敕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才，敦厚风俗也。[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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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法律，使人“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中国后来法律学之不能发达，这种传统成见的作用，恐怕是最有力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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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于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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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方杂志》复刊第六卷第八期、第九期，1973年2月、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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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的科举制度，溯其渊源，固然可以上推到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使诸侯公卿郡守举孝廉及能直言极谏者”之诏。但是真正奠定科举制度的基础和轮廓的，还是唐朝。因为就是在隋制，天下举“秀才”的，还不到十人。而“进士”科要等到炀帝（605—616）时才开始，并且也只是一种尝试而已（《文献通考》，ca.1317，二八，选举，1936年商务影印本，269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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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外还有“馆学”（国子监的六学）和“制举”（天子自诏）。这是唐朝取士的“三科”（《新唐书》，1060，四四，《选举志》一，1页，艺文本，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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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外还有“秀才”，“明经”，“进士”，“明算”等等（同上，8页，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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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上，3页（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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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上，4页a（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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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上，5页a（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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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上，7页a（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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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通考》（ca.1317）二九，《选举》二，有唐朝一代取士的统计（276～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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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通考》，三十，《选举》三（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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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宋会要·选举》一，2页a，《通考》三二，《选举》五，宋登科记总页，列进士十一人，漏列了“诸科”的人数（305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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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宋史》（1345）一五五，《选举志》一，4页a（艺文本1748页），《宋会要·选举》七，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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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通考》三二，《选举》五（303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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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通考》三二，《选举》五（303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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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宋史》一五五，四a（1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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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诗、礼记、左传为大经；书、易、公、谷、仪礼为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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