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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景祐三年（1036）八月十五日，知蕲州虞部员外郎王蒙正责洪州别驾，坐故入林宗言死罪，合追三官勒停，特有是命。判官尹奉天，司理参军刘涣，并坐随顺；奉天追两任官，涣曾有议状，免追官。监酒借职崔克明将酸黄酒入已，特免除名，追官勒停。通判张士宗随顺蒙正，虚妄申奏，追见任官。黄州通判潘衢，不依指挥再勘林宗言翻诉事，罚铜三十斤，特勒停。权蕲州水主簿郑照搜求宗言事，罚铜九斤。蕲春知县苏諲，录问不当，罚铜十斤，并特冲替。宗言将官麻入己，罚铜八斤，特勒停。殿直皇甫振借银与蒙正，合罚铜七斤。录事参军尹化南，司法参军胡揆，不驳公案，各罚铜五斤。转运使蒋当、吴遵路，以勾当发运劳绩免勘，优与知州。提刑徐越、赵日宣，为勾提到蒙正，特免勘。越近便知州，日宣近从便合入差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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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公事的案情，大概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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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林宗言和一个崔克明，同是蕲州管仓库的小官。两个人一个私占官麻，一个私盗官酒。不幸事发。可巧知州王蒙正和林宗言有旧怨，就起心借机会把他陷入死罪。他向殿直皇甫振借贷银两，收买党羽。派水主簿郑照搜求林宗言的劣迹。他吩咐手下的法官，一定要把林宗言问成死罪。司理参军刘涣虽然没有反抗，但是曾经对案子表示疑问。而判官尹奉天却照了王蒙正的意思，逼出了林宗言的口供。在录问的时候，虽然林宗言一度翻供，可是两位录问官，一个是黄州通判潘衢，一个是蕲春知县苏諲，并没有依法予以重审。结果司法参军胡揆，就依供判刑，录事参军尹化南，照例签署，全案由王蒙正画行，通判张士宗附署，申到提刑司和转运司。而这两个监司衙门，没有一个发现林宗言的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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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桩冤狱，会要里没有叙明，是怎样得到平反。不过照样子看来，应该是经过大理寺和刑部的例行疏驳。因为如果是经过御史台或登闻鼓，会要里应该特予叙明的。无论如何，案内有关官员的各项处分，差不多全都符合宋律的规定。现在试予一一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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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宗言私占官麻，犯的是加凡盗二等的“监守自盗”（唐律第二八三条）。现在罚铜八斤，就是折杖八十，也就是本来合杖六十的起码窃盗罪。监守犯盗，本该除名（唐律第十八条）。但是赃物太轻，所以特别从宽，只予以“勒停”（勒令停职）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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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克明侵占的酸黄酒，可能价值比官麻高些。追官就是“以官当徒”，看样子他是应该判徒刑的。本来也应该除名，但也从宽发落，只予“勒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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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蒙正故入人死罪，本合死刑，因为故入罪尚未执行，所以从死罪上减一等，判为流罪（唐律第四八七条）。以官当流，所以合追三，并予勒停。不过朝廷也是从宽发落，只把他贬为洪州别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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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尹奉天算是王蒙正的从犯，比正犯减一等论罪（唐律第四十二条）。本应徒罪三年，从宽发落，所以止追两任官，可能是当徒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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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涣对于林宗言的案子，“曾有议状”，所以免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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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士宗是蕲州通判。通判虽然名义上是知州的副手，但是事实上他是有监察知州的责任。追两任官，不勒停，就等于后来的革职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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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潘衢是从黄州调来作录问的。林宗言翻诉，他不依法请求别推，应当比推司（尹奉天）减一等论罪。罚铜三十斤，就等于一年半的徒刑，并且特予勒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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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諲大概是和潘衢一起在录问的。他也是应驳不驳。但因为和尹奉天是同州的官员，所以判罪比推司减三等，罚铜十斤（比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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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皇甫振借银子给王蒙正作坏事，罚铜七斤，等于杖七十，大概是依照“不应得为（唐律第四百五十条）”判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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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录事参军尹化南和司法参军胡揆，都罚铜五斤（等于笞五十），这可能是照断狱敕“录事司法参军，于本司鞫狱检法有不当者，与主典同为一罪”[21]判的罪名，照唐律第四十条：主典照长官减三等；第四八七条，连坐官不知同职有私，以失论又减三等。所以这两个人的罪名如此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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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转运使蒋吴二人和提刑司徐赵二人，都是犯了当驳不驳的罪名。但是因为都曾经立过功劳，所以免予“推勘”（就是不把他们当作犯人过堂审讯的意思）。但是他们仍然都丢掉了现职：三个人（蒋，吴，徐）贬作知州。一个人（赵）另候差遣。这四位监司大人的处罚，说起来也实在是够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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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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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正”，“推正”的对象，大多数是审讯完毕，并且经过录问的案件。但是在这个阶段以前，宋律中对于若干“冤滥”或“疑讼”的案件，还有所谓“辩明”的一种制度。《庆元条法事类》载有下列断狱敕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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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州县禁囚有冤滥若疑讼，而监司州县当职官吏刑狱官司能辩明裁法者，俟结断讫，州限伍日保明申提点刑狱司覆实开奏，候崴终仍类奏。如系提点刑狱司能辩明者即报转运司，本司准此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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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鼓励全国衙门里的大小司法官吏，注意他们所有听到的一切冤滥疑狱，随时帮忙研究，想出破案的办法。虽然这些不是他们自己承办的案件，但是随时随地，他们都有立功得赏的机会。不过宋会要里似乎还没有关于“辩明”给赏的记录。那么不是这项办法颁行的时期太晚，就是实际上没有十分发生作用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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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举驳和驳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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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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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自太宗淳化二年（991）以后，各路皆设有提点刑狱——简称提刑司——是一路里最高的司法官：“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23]，“凡管内州府，十日一报囚帐”。[24]所以各州府的案件，到了提刑司那里，提刑司认为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指出缺点，交还本州府，或者移送另外一个州府去重新审问。这个就叫做“举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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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人张邦基的墨庄漫录卷八有下面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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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熙宁五年（1072），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浣衣井旁；裴之嫡子献，误堕井而死，其妻诉于州，必以谓沉香挤之而堕也。州委录参杜子方，司户陈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狱皆同，沉香从杖一百断放。时陈睦任本路提刑，举驳不当，劾三掾皆罢。州委秀州倅张济掬勘，许其狱具，即以才荐，竟论沉香死。故东坡送三掾诗云，杀人无验终不快，此恨终身恐难了。其后睦还京师，久之未有所授，闻庙师邢生，颇从仙人游，能知休咎，乃往见之，叩以来事，邢拒之弗答，而语所亲曰：其知沉香何？睦闻之，悚惧汗下，废食者累日。释氏所云冤怼终不免，可不戒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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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举驳”的一项实例。《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三，推驳，有下列断狱敕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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