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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37 诸官司举驳入人死罪不当者杖一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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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39 这一条规定倒是可以适用在陈睦身上的，即杖一百的罪名。可惜当时没有人提出。（在法律上讲，入人死罪的犯官，是当时的知州。因为通判张济，也不过是依着知州的意旨去办理的，然而知州还是在想讨好提刑。所以断狱敕杖一百的刑罚，未免太轻了一些。而因果论就把陈睦当作正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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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41 张邦基记载的这一段小故事，有好几点值得我们重视。第一，这是犯人不肯招供因而经过两次“别推”的一项实例。第二，上级机关的举驳，不一定是从重罪改为轻罪，因为这是从轻罪改成重罪的。第三，这项冤狱，当时人知道的应当不少——东坡的诗[27]就够得上全国性的传播——然而毕竟未得平反。第四，冤死的虽然只是一个老百姓的丫头，但因此也成了一个不朽的人物。其中固然有若干文学崇拜如迷信神鬼的因素在内，但是同时也说明了中国人把人命官事看得是多么重（所谓“人命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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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43 宋朝的行政制度，在各州府之上，有各路的安抚使、转运使和各种提举司，都和提刑司一样，统称为“监司”。各州府的狱讼案件，照例要按期申报各监司。而这许多监司衙门，全都是各州县的监督机关，而随时可以“举驳”。洪迈：《夷坚志》卷二十八，载有下面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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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45 王元懋巨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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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47 泉州人王元懋，少时只役僧寺其师教以南番诸国书，尽能晓习。尝随海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通番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而贪利之心愈炽。遂主舶船贸易，其富不赀，留丞相诸葛侍郎皆与为姻家。淳熙五年（1178）使行钱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而图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一去十载。以十五年（1188）七月还，以惠州罗浮山南，获息利十倍。其徒林五王儿者，遽与悖心，戕吴大以下二十一人。唯宋六者常诵金刚经，肩背中刀坠水，身把柁尾，哀鸣求生，王儿持刀断其指，复坠水，如有物承其足，冥冥不知昼夜。如此七八日，抵潮阳界，上岸求乞。凶徒易以小船回泉州，至水澳泊岸，元懋梦吴大等诉冤，明日人报所乘舶遭水，人货俱失其半。懋疑而往迎，置酒法石寺，酒半，谓二凶曰：“船若遭水则毫发无余，何故得存一半？”凶实告其过。且曰：“今货物沉香，真珠脑麝，价值数千万，倘或发露，尽当没官，却为可惜。”懋沉吟良久，亦利其物，乃言提举张逊，新到任，未谙事体，但计嘱都史吴敏辈可也。懋即以家资厚赂之，曰张君用分数抽解外，而中分其赢。九月初夜，宋六叩其家门，其父臻臻唾骂之曰：“汝不幸非命，无可奈何，勿用恼我。”对曰：“儿不曾死。”于是启扉泣道变故。臻曰：“未可使人知。”迨旦。走诣王儿处，问我子何故溺水。王儿怒曰：“各自争性命，我岂得知？”遂密报林五与同恶四人潜窜，臻父子投状于张下之南安县。县宰施宣教。为推吏所绐，以船漏损人，谓非篙稍之过，既已逃亡。在法亡者为首，将寝不治，但申诸司。安抚使马会叔判云，王元懋知情杀人，包赃入己，改送晋江县鞫勘。当日移囚二推吏皆见吴大徒侣十余鬼，愤色上冲，拥之入水中即死。县宰赵师硕，躬阅案牍，悉力审听，捕懋下狱。缘王儿诸凶佚去，未能竟。而诸凶到九座山，值冤魂执搏于林中，仙游弓手获之，得以结正，奏请于朝。船使南安宰皆罢，吴敏等黥配，王儿林五剐于市，他皆极法。元懋时为从义郎，隶重华宫只应，坐停官，羁管兴化军。居数月放还，欲兼程亟归，至上田岭，见吴大领鬼遮路曰：“先吾于汝，汝不主张，今冥司须要汝来。”懋叩首哀恳，吴引手触其心。轿夫悉聆其言，至家一夕，呕血而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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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49 这一段记录说明四点。第一，王元懋是参加国营海上贸易的一个商人。闹出了人命官事，冤主到提举（船舶？）司张逊那里去告他。可见打人命官事不一定要到县衙门去递状。第二，提举司把案子交给南安县去办，大概是本着“犯罪皆于事发之所推断”[29]的原则来处理的。第三，南安县本来打算把案子搁下去的。但是在申报到各监司时，乃由安抚使发现了毛病。这说明州县申报案子，各监司确实可以负起纠正冤狱的重任。不过一件人命案子，要靠管军事的安抚司来纠正，未免使主管刑狱的提刑司，大丢面子。第四，安抚司把案子改送晋江县鞫勘，即我们时常提起的所谓“推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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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51 关于监司之监督州县狱讼，宋会要，刑法三，有下面一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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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53 （徽宗政和）八年（1118）闰九月十四日，臣僚言：伏睹州县听讼，其间或有冤滥，即诣监司申诉。而监司多不即为根治，但以取索公按看详为名，久不结绝。或只送下本处，或不为受理，致无所控告。自来非无法禁。盖官吏玩习，恬不介意。虽廉访使者，许摭实以闻，而讼牒难以悉陈，上渎天听。臣愚欲乞诏有司立法；诸路监司，有能改正州郡所断不当，总其实数，岁终考校，以为殿最。庶几诉讼获申，以副陛下爱民之意。诏：臣僚所言，切中今日监司之弊，可措置立法行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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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55 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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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57 （二）驳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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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59 在宋朝，流刑以上的案子，都要由各州府经过提刑司呈报到大理寺和刑部（宋术语简称“刑寺”）[31]去审核。流刑案件，刑部可以决定。死刑则须送经中书门下两省详覆，再送皇帝批准。如果大理寺或刑部认为有问题，它们可以呈准皇帝予以批驳，令其重审，（这就是宋术语所谓“驳勘”[32]——也有时叫做“疏驳”）。驳勘不是没有条件的。宋会要，职官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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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61 （孝宗）淳熙二年（1175）三月二十二日，诏刑部大理寺，自今驳勘案状，从本部长贰并大理少卿仔细看详，如见得委是不圆，有碍大情，出入重刑，方许依条申奏驳勘。如大情不碍，止是小节不圆，即据所犯定断，不得一概泛乞别勘。仍令诸路州军监司，将合申奏狱案文字须管具情犯一切圆备，方得申奏。若大情有碍，却致刑寺驳勘，具当职官姓名申尚书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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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63 不但如此，刑部和大理寺之间，也并不是永远一致的。刑部有时驳难大理寺的意见，而大理寺也不断的作有力的反驳。宋会要，刑法四，有下面一项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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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65 （徽宗）宣和三年（1121）十二月十五日，臣僚言：伏见大理寺断袁州百姓李彦聪，令人力何大打杨聪致死公事。其大理寺以元勘官作威力断罪可悯，寺正丞评并无论难。因少卿聂宇看详驳难，称是李彦聪止合杖罪定断。其寺丞与评事，亦从而改作杖罪。案上刑部，看详疏难，称大理寺不将李彦聪作威力使令殴系致死，断罪未当，欲令改作斩罪。其寺正评事议论反复，少卿聂宇执守前断，供报省部。本部遂申朝廷，称大理寺所断刑名未当，已疑难不改。若再问，必又依前固执，枉有留滞。伏乞特赐详酌。既而大理寺检到元丰断例，刑部方始依前断杖罪施行。访闻寺正评事，其初皆以聂宇之言为非。兼刑部驳难，及申朝廷详酌，则以斩罪为是，杖罪为非。若聂宇依随刑部改断，则刑部以驳正论功，聂宇失出之罪，将何所逃？直至寻出元丰断例，刑部方始释然无疑。使李彦聪者偶得保其首领，则杖者为是，斩者乃非矣，伏望圣慈取付三省，辨正是非，明正出入之罪。兼详看法寺案周懿文高宿尤无执守，其议李彦聪案，遂持两端。望并赐黜责执行。诏高宿降一官，周懿文罚铜十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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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67 这件案子，袁州的法官，大理寺的寺正和干事，以及刑部的官员，全都是认为该判死罪的。只有大理少卿聂宇一个人力主杖罪。幸亏他在档案里找到了元丰旧例，才保住了犯人的脑袋。看大理寺和刑部的反复辩难，臣僚们的力主正义，并要求黜责首鼠两端的大理寺里的法官。可见宋朝的司法行政，就是在一个独裁者徽宗的治下，仍然能保持其优良的历史传统。使人不胜故国乔木之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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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69 三、按发、奏劾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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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71 以上两节所说，都是一件刑事案子，在没有执行以前的各种覆核制度。但是宋律中覆核的范围，要比这个广泛的多。因为在中国传统法里，审判是诉讼法和行政法的双重对象。一件冤狱，从诉讼法的观点上看，固然要予以平反。同时造成这件冤狱的法官，不管是作弊或无能，他是永远逃避不了他的行政责任的。所以在宋朝，不但是从冤狱里发现赃官，而每每从赃官身上发现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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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73 （一）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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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75 宋朝各路的“监司”官，对于所属各州府的官吏，各州府的长官，对于所属各县的官吏，全都负有监督考核的责任。上级长官如果发现所属官吏有断狱失当的行为，他们随时都可以追究翻案，这个在术语上叫做“按发”。（前面所述的“举驳”，是以狱讼为主体，这里的“按发”，则以官吏为主体。）也就是说，宋朝的老百姓，在赃官手上，受了冤枉，自己不敢申诉，而上级机关在覆核时也没有纠正。但是经过了若干时期，这位赃官的劣迹一旦发现，这件案子还是可以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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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77 宋会要里有关于按发的规定五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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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79 （1）［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二十四日诏：应命官犯徒以上罪，去官事发者，宜令逐处追寻勘鞫，以其状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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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81 （2）［高宗绍兴五年（1135）］十月九日，刑部言：监司按发公事，应推鞫，不得送廨宇所在州军……其诸州军发劾属吏，即无不许送本州取勘条法。[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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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83 （3）［孝宗乾道四年（1168）］六月十四日，臣僚言：窃见监司郡守按发所部，或有止据一时访闻，便具申奏，致降指挥，先次收罢。后来勘结，止系公罪，于法不至差替冲替追官勒停。其被按之官，情理可悯。欲望特降睿旨：如有似此滥扰按发之状，并依旧与本等差遣，从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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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755085 （4）五年（1169）正月二十八日，臣僚言：窃见监司郡守发摘官吏，必先委官体究。体究有罪，则继以鞫勘。若云无罪，则置而不问，所系亦甚重矣。比来体究官，或迎合上官，或阿蔽党与，或力报怨仇，或委胥吏。逮至鞫勘，则体究之事如此，鞫勘之实如彼。纷错无据，莫可考证。乞自今凡体究不实者，并令案后收坐。从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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