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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乾道六年（1170）六月三日，权刑部侍郎汪大猷言：大理寺拟断案后收坐者不一，其间多有去官及经恩赦者，缘法有具事因申寺之文。故有司不敢袒己，必候元勘官司取责逐官角色犯由申寺，方敢结绝。缘法有住居江浙，而守官在福建，其事发却在湖广，亦有干连数十人者，必欲一一取责，方得圆结，遂致经隔数年，纷纷无已。今乞将案后收坐，除不该赦，及非自首去官之人，及虽该赦亦合侯结案取旨伏办，自依本法外，其他所犯，令元勘官司于结案之后，开具干连名衔定断，兼所具事因。即是犯由既真，案已到则，所犯轻重，亦可槩见，不必一一取责。诏刑部看详申尚书省。已而刑部看详：乞于断狱令“命官将校犯罪自首遇恩去官开具事因”令文下，添入“若因事干连者，元勘官司于正犯人结案后，限五日取干连官名衔，声说所犯因依，随案供申，如不见得名衔，即具因依，及所犯处地分月日申刑部。从之。”[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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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乾道法”的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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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会要，职官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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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五年（1178）十月九日，敕令所：鞫狱绍兴旧法，拘以一案推结。正恐鞫狱之官，推勘不得其实，故有不当者，一案坐之。乾道法又恐替移事故，却致淹延，故将犯人先次结断。不当官吏，案后收坐。仍取伏办。今欲参酌绍兴乾道法意，以取适中之制：将鞫狱前推及录问官吏，有不当者，如已替移事，元犯系死罪，遵依绍兴旧法一案推结外，余罪遵依乾道旧法施行。从之。因刑部言，命官有陈诉前勘道不当，乞改正过名，照绍兴乾道法各有不同，是以令所看详上之。[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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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这是规定绍兴法（一案推结）和乾道法（案后收坐）的适用问题：死罪用绍兴法，其他刑名用乾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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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书有宁宗庆元四年（1198）一项记载，对于“一案推结”的讨论，十分详尽。现在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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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九月十二日臣僚言：比年以来，推勘之法未尽，是致多有冤滥。推原其故，则法有所谓一案推结者，实病之也。谓如前勘官吏，或有失实，于法须并行追勘。关涉人数既多，追逮繁扰。彼冤者既不能得直，而后勘官吏，已与前勘官吏自相争讼。故后勘官吏，悉皆视成于前勘。及至州狱翻异，则提刑司差官推勘。提刑司复翻异，则以次至转运提举、安抚司。本路所差既遍，则又差邻路。关涉之人愈多，则愈难一案推结。臣以为今宜令州县诸司：推勘大辟，各不得过百日。如所差官迁延不行，或诸司迁延不差，各与坐罪。庶几不致淹延刑狱。如已经本路差官俱遍，犹翻异不已者，仰家属径经朝省陈诉，结立愿加一等之罪，追人赴天狱推勘。如二广四川，去朝廷既远，亦结加一等罪，赴经略司及制置司陈诉。其经略司制置司申朝省取旨，差官于邻路追摄根勘。如或妄诉，即坐以所加立之罪。如委是冤抑，即将前推勘失当官吏，并与照条坐罪。至于检断签书及录问官，止据一时成款，初不知情，免与同罪。如此则人知一案推结之法必行，而检断签书录问之官，既不与罪，则关涉亦省，而民冤得以自直。诏令刑寺看详闻奏。刑寺看详：若将犯人已经本路差官俱遍，犹翻异者，便许家属经朝省陈诉愿加一等之罪，追人赴天狱推勘。如二广四川，许经经略制置司陈诉朝廷取旨差官邻路根勘。照得在法罪人翻异，或家属声冤，皆移司别推。已经五推，提刑亲勘，转运指定之后，复行翻异，已有淳熙十一年（1184）七月六日指挥：具录翻词闻奏，听候指挥施行外，所是乞将检断签书录问，止据一时成款，初不知情，免与同罪一节，照得淳熙十一年（1184）十一月二十五日指挥，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三日两项指挥：检断录问之官，如辞状隐伏，无以验知者，不在一案推结之数。缘敕令所参修条法之时，申明朝廷，乞将签书与检断录问，一体修立为法。续奉旨依旧法施行，致有臣僚今来奏请。本寺照得：检断录问签书，不问有无当驳之情，并与推勘官一案推结，委是轻重不伦。今来臣僚奏请，即与敕令所前来申请颇同。今看详：送敕令所参酌看详施行。[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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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书有下列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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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六年（1200）五月六日，都省言：雨泽稍愆，见行祈祷，照得淳熙十四年（1187），淳熙四年（1177），曾降指挥：审勘翻异之狱，从宜结断。今来又及八年，尚虑翻异并驳勘公事稍多，淹延刑禁。诏诸路提刑：自今降指挥到日，疾速躬亲同本州守臣，比照昨来所降指挥，将翻异及驳勘之狱，详情审勘。如有未尽，或事涉可疑，与从轻结断。其失当官吏，特免“一案推结”一次。[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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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予“一案推结”，在这里变成了一项求雨的措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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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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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勘制的用意，在平反冤狱。但其缺点，则拖时太久，牵连人太多。例如仁宗天圣二年（1024）刘宁打折母手一案，前后推勘，拖延了五年之久。[91]嘉祐五年（1060），曾均打杀阿黄一案，在禁在狱，病患到家身死者，乃至一十八人。[92]高宗绍兴六年（1136）七月，右司谏王缙说，当时“诸处推勘奸赃之吏，干连追禁，有至一二百人者”。[93]而那一年“见勘命官公事”，不下二百二十四件之多。[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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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六年，各路未结绝公事，有二百八十九件，当时已嫌其多。[95]但是我们要知道，1772年，在维茨拉（Wetzlar）的德国最高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未办结的积案，是一万六千件。不但如此，在1767年，约瑟夫二世指派了一个二十四人的调查法庭，到维茨拉去查办这个高等法院的法官。前后四年之久，只逮捕了三位贵族法官，而这二十四位调查官，即“制勘官”，彼止大闹意见，以致这个调查法庭，结果不了了之。[96]这样子的现象，在宋朝是很难想象的。那就是因为我们有优良的推勘制度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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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5月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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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方杂志》复刊第七卷第三期，197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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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会要·刑法》三，68a，四月二十四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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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拙著《翻异别勘考》，《东方杂志》复刊六卷二期（1972年8月）20～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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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拙著《宋朝刑事审判中的覆核制度》，《东方杂志》七卷一期（197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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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史》二百，《刑法志》二，14（艺文本2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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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上，2页（2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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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史》一六四，《职官志》四，4（18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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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会要·职官》五，4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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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同上，《刑法》三，5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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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宋会要》，《刑法》，64b。可见监察御史监仍监督地方司法，熙宁五年（1172）十一月丁卯，太子中允构监察御史裹行张育英，以前言博洲官吏失入贼不满军贼二人死罪，贬为光禄寺丞监荆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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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宋史》一六四，《职官志》四，4（18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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