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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隣法政文集 法学家苏东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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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二、乞医疗病囚状三、与朱鄂州书四、缴李定词头奏状五、论每事降诏约束状六、上吕相公书七、奏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状八、论仓法札子九、乞改居丧婚娶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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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积习。但是只要是诗，就难免有被人断章取义，以讹传讹，因致被人完全误解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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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有一句诗，是“让书万卷不读律”。在最近四十年来，在中国，在日本，在西洋，到处被人引用，作为中国士大夫反对研究法律的证据。事实上和东坡所要说的话，其相佐正不知有几千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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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东坡是作过这么一句诗的。但是请看这首诗的题目和诗的全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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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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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眼前勃磎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盐齑甘似蜜，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小风骚骚，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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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是东坡在神宗熙宁五年（1072）上半年里作的。[3]（东坡时年三十七岁，子由三十四岁。）他这时才到杭州通判的任上不久，美丽的湖山，旖旎的风光，使他在心情愉快之下，忽然想起了他的老弟来。子由这时在陈州作学官，已经三年，很不得意。他于是顺笔作诗一首，用开玩笑的口吻，寄给他一点温情的安慰。子由是一个身体高大的人，偏偏在陈州的宿舍却是特别的低矮。所以东坡笑他“忽然欠伸屋打头”。子由是一向反对念法律的，偏偏碰上了一位决心用法律来改良政治的神宗皇帝，自然不会得到重用，而无以发展抱负。所以东坡说他“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完全是针对子由当时个人的情形而言，既不是说明他自己的学术立场，也不是叙述他对世人的一般观察。子由当时曾有和诗一首，颇流露出他倦游的情绪。诗是这样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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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韵子瞻见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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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西归老故丘，长江欲济无行舟，宦游已如马受轭，衰病拟学龟藏头，三年学舍百不与，靡费廪粟常惭羞，矫时自信力不足，从政敢谓学已优，闭门却扫谁与语，昼梦时作钧天游，自从四方多法律，深山更深逃无术，众人奔走我独闲，何异端居割蜂蜜，怀安已久心自知，弹劾未至理先屈，余杭军府百事劳，经年未见持干旄，贾生作傅无封事，屈平忧世多离骚，烦刑弊法非公耻，怒马奔车忌鞭箠，藐藐何自听谆谆，谔谔未必贤唯唯。求田问舍古所非，荒畦弊宅今余几。出从王事当有程，去须膰肉嫌无名。扫除百忧唯有酒，未退聊取身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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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我们怎么知道子由是反对念法律的呢？我们有三个证据。第一，子由留下的著作有栾城集、续集、三集等，共八十四卷，卷帙可称不少，可是内中没有任何涉及法律问题的文字。第二，就是东坡在这一首诗里对他的嘲笑。第三，我们有子由自己的亲笔口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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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南门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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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决狱多阴功，自知有子当三公，高作里门车马通，定国精明有父风，饮酒一石耳目聪，汉家宰相仍侯封，左右中兴始且终，我家读书自我翁，耻言法律羞兵戎，中年出入黄门中，智巧不足称愚忠，虽云寡过亦无功，不忮不求心粗空，举世知我惟天工，恃此知不累儿童，作门不痺亦不隆，陋巷正与颜生同，势家笑唾傥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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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收在栾城三集，那么是子由在徽宗崇宁四年（1105）以后的作品。他这时至少已有六十六岁，而仍然以“耻言法律”自傲。可见东坡之笑他“不读律”，一点也不冤枉他。但是他所说“我家读书！”云云，如若意思也把东坡也包括在内，则未免与事实不符，而对东坡的学问，也抹杀了不少。因为东坡是相当喜欢谈法律，而很懂得法律的。我现在摘录出他集子中九篇文字，并略予诠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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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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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再拜。轼备员偏州，民事甚简。但风俗武悍，恃好强劫。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自轼至此明立购赏，随获随给，人用竞劝，盗亦敛迹。准法获强盗一人至死者，给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灾伤之岁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则当复减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获一贼，告与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胜则为盗所害。幸而胜，则凡为盗者举仇之，其难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捐其躯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恶强盗者，为其志不善，张而不已，可以驯致胜广之资也。由此言之，五十千岂足道哉。夫灾伤之岁，尤宜急于盗贼。今岁之民，上户皆阙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忧。若又纵盗而不捕，则郡县之忧，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以闻上，而人微言轻，恐不见省。向见报，明公所言，无不立从。东武之民，虽非所部，明公以天下为度，必不闻也。故敢以告。比来士大夫，好轻议旧法，皆未习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窃怪司农寺所行文书，措置郡县事，多出于本寺官吏一时之意，遂与制敕并行。近者令诸郡守，根究衙前重难，应缘此毁弃官文书者，皆科违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后，初不被旨。谨按。律文毁弃官文书重害者，徒一年。今科违制，即是增损旧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冲改新制书也。岂有增损旧律令冲改新制书，而天子不知，三公不与，有司得专之者。今监司郡县，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辩，此轼之所深不识也。昔袁绍不肯迎天子，以谓若迎天子以自近，则每事表闻，从之则权轻，不从则拒命，非计之善也。夫不请而行，袁绍之所难也，而况守职奉上者乎。今圣人在上，朝廷清明，虽万无此虞。司农所行，意其出于偶然。或已尝被旨而失于开坐，皆不可知。但不请而行，其渐不可开耳。轼愚蠢无状，孤危之迹，自以岌岌。夙蒙明公奖与过分，窃怀忧国之心，聊复一发于左右，犹幸明公密之，无重其罪戾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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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里有“东武之民”一语，可知东坡这封信是熙宁八年（1075）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写的。文彦博这时以“守司徒兼侍中河东节度使”判河阳。信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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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为地方有灾伤，朝廷下诏减刑，照理说是一种恩典。但是事实上也就减低了捕盗的犒赏，而得到了纵盗的结果，与地方反为不利。没有切实地方行政经验的人，如何能看到这一点。东坡把这一点明白指出，值得后人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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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里说“比来士大夫，好轻议旧法，皆未习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东坡之自认对于法律有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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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指出司农寺之“增损律令”、“术改制书”，完全是以法律条文作依据的。不是对于法律内行的人，如何办得到？不过中国过去的习惯，向不直接引用法律原条文，一般人不易了解。现在逐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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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所说“律文毁弃官文书重害者徒一年”，并不是宋律的原文，而是两项条文的合并使用。刑统第四三八（杂律弃毁制书官文书）条：“诸弃毁……官文书者，准盗论”。第二七三（贼盗，盗制书）条：“诸盗……官文书者杖一百，重害文书加一等”。杖一百加一等就是徒一年。东坡这种引用条文的方法，在宋朝的一般习惯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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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所说“建制”，指的是刑统第一一二（职制，被制书施行违者）条：“诸被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徒二年。”依照刑统的规定，毁弃重要官文书，应该徒一年，而司农寺规定为徒二年，所以东坡说这是“增损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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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罪行之是否在朝廷的一般赦降之下得到原免，依法是应该在“律”内，或者用皇帝的“敕”来规定的。现在司农寺自动地作了“不用赦降原免”的规定，自然是“冲改制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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