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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应作曾）秉正犯罪免归，鬻其四岁女为资。太祖命腐之，以为不父者戒。[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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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判例，虽然不合法律手续，但乍看起来，仿佛还合人情。刑法志所载的十几项之外，还有以下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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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人范文从，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狱论死。太祖视狱案所书姓名籍贯，遽呼问曰：“汝非范文正后人乎？”对曰：“臣仲淹十二世孙也。”太祖默然，即命左右取帛五方来，御笔大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句赐之。面谕：“免汝五次死”。人感太祖之仁，而叹贤者遗泽之远。[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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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洪武间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当死，各自缚为当刑者，哀诉于午门，愿代兄死……上戒行刑者，第试其人，如有难色则杀之，无难色则舍之，二人皆延颈待刀，遂止不杀其身。上大嗟异之，特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陈宁以为不宜以是得赦，卒杀其兄。[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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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圭，台州人也……父叔弘，与其乡人多仇，圭常谏之，后一仇人以赃告叔弘罪当死……圭曰：“圭为子不能以谏其父，以陷于不义至死，此圭之不孝之致，义当死罪于圭身，原圭父，使得自新”……通政司以闻，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复有孝子，宜赦其死”……刑部尚书开济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开侥幸之路，请论如法。”遂听其圭代父死，而谪其父叔弘隶兵云南。[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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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江伯儿者，母病，刲肋肉以食，不愈，祈于岱岳，愿母愈则杀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杀其三岁子祭。事闻，太祖怒曰：“父子天伦至重，礼，父为长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杀其子，绝灭伦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儿，杖百，谪戍海南。命礼部旌表孝行。礼部议不在旌表之列，诏从之。[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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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洪武中，京城一校尉之妻，有美姿，日倚门自炫。有少年眷之。日暮，少年入其家，匿之床下。至夜，促其夫入直。行不二三步复还，以衣覆其妻，拥塞得所而去。少年闻之，既与狎，且问云：“汝夫爱汝如是乎？”妇言其夫平昔恩爱之详。明发别去，复以暮期。及期，少年挟利刃以入，一接后，绝妇吭而去。家人莫知其故，报其夫归。乃摭拾素有仇者一二人讼于官，一人不胜锻炼，辄自诬服。少年不忍其冤，自首服罪，云：“吾见其夫恩爱若是，而此妇负之，是以杀之。”法司具状上请。上云：“能杀不义，此义人也”，遂赦之。[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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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太祖悯常遇春无嗣，赐二宫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水盥栉。遇春曰：“好白手！”遂入朝去。回，内出一红盒，启之，乃断宫人手也。遇春惊忧。后入朝，仪度错愕。太祖再三诘问，遇春惧，吐其实，且叩首曰：“蒙陛下赐二宫女，今若此，有辜圣恩，死莫赎，故连日惊忧。”太祖大笑，召遇春入宫饮酒。命力士肢解其妻，曰：“悍妇之肉。”遇春惊成癫痫。又有无嗣功臣，面奏太祖，求养子。太祖曰：“你们悍妻，平日酷妒，绝我功臣后嗣，可着礼部各给木椀一只，拄杖一条，沿功臣门求乞作样。”[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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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华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以二妇及西僧溺死。[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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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太祖恨游方僧道及不守清规之僧道特甚。洪武二十五年（1392）降敕：“凡火居道士，许人挟诈三十两，钞五十锭，如无，打死勿论。和尚有妻者，诸人得攒殴之，更索其钞五十锭。无钞，殴死勿论。”令天下各寺观门口刊碑立石。[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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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太祖尤恶无赖为无益之举。洪武二十六年（1393）圣旨：“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腕，蹴圆者卸脚。”蹴圆古之蹴踘，今之足球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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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数例看，太祖真是任情生杀，为所欲为而从无任何丝毫顾虑，而他之有时候“法外施仁”——如赦范文从死罪及不杀校尉妻之凶手等——乃是用以争取人民之接受，甚至欢迎他的裁判，而在不知不觉中，把皇帝裁判看成一个合理的制度。最要不得的，是他之喜欢化装私访，使人防不胜防，因之有个把人偶尔说话不小心，为满街满村引来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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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高皇帝尝微行，至于三山街，见老妪门有坐榻，假坐移时，问妪为何许人，妪以苏人对，又问张士诚在苏何如？妪云：“大明皇帝起手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问其姓名而去，翌旦，语朝臣云：“张士诚于苏人，初无深仁厚德。昨见苏州一老妇，深感其恩。何京师十万人，无此一妇也。”洪武二十四（1391）年后，填实京师，多取苏松人者以此。[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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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太祖行京城中，闻一老媪密呼之为“老头儿”，因大怒，至徐太傅（即徐达）家，绕室而行，沉思不已。时太傅他往，夫人震骇，恐有大虞，皇恐再拜曰：“得非妾夫达开罪陛下耶？”太祖曰：“非也。嫂勿以为念。”亟传令召五城兵马司总诸军至，曰：“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今朕为天子，而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何也？”即令籍没民家甚众。[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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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上元夜，都城张灯。太祖微行，至聚宝门外。时民间好以隐语相猜为戏。见一家灯上，画一大足妇人，怀西瓜而坐。众哗然笑，太祖喻其旨，谓“淮西妇人好大脚”也。甚衔之。明日，乃剿除一家九族三百余口，邻居俱发遣充军，盖马后祖籍淮西也。[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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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之残忍嗜杀，和他太子之仁慈，正好对比。《梵天庐丛录》中，有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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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太祖尝为汉兵所逐，马后负之而逃。太子私绘为图。及后薨（十五年，1382），太祖凄惨不乐，愈肆诛戮。太子谏曰：“陛下过于杀戮，恐有伤和气。”太祖默然。明日，以棘杖置地，命太子持。太子难之。太祖曰：“汝勿能。我将琢磨光泽以遗汝。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犹荆棘刺之能触手也。除以遗汝，福莫大焉。”太子顿首曰：“上有尧舜之君，则下有尧舜之民。”太祖怒，即以所坐榻掷之。太子走，太祖追之。太子探怀中所绘图遗诸地。太祖展视之，大恸而止。[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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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前所述，宰相废除之后，文武百官骤然差皇帝大半截，而愈形渺小，而在百姓心目中，皇帝遂愈成了超人（“真龙天子”）。大量而任情的不断残杀，“天威”愈为“不可测”，而“使民战栗”。在这两前提之下，三十年喜怒无常的无限专制，便不费力的奠定了一个“没有限制皇帝的制度”，而在中国传递了五百四十年。（尤其是太祖以一个“驱除鞑虏”的民族英雄的姿态出现，他的一切都被人民善意的原谅。再说回来，他的任情残杀，不见得比蒙古人的异族统治更厉害多少。）如果当初明朝开国三十八年的皇帝，能像宋初三十八年（太祖、太宗）那样尊重制度，优礼大臣，保全功臣，爱惜言官[99]，则中国最近五六百年的政治和文化，恐怕会另是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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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华学报》新八卷第一、二期合刊，197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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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史》二五六《赵普传》（艺文本3355～3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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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记》八七《李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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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书》十九（上），《百官公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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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典》二一（台北新兴影印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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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钱穆：《国史大纲》，1956年台北版，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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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通典》二二（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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