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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满朝文武”的大排场，而宋老先生偏偏“失约”缺席，怎么能使太祖不大掼其火而闹着要杀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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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守溪长语》和《梵天庐》的记载，因为有重要的差别，显然是出自不同的来源。但关于“庆节失朝”一节，则完全一致。而其详略不同之处，恰恰可以相互发明。又都是叙说得入情入理，不像是凭空的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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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重要的理由，是宋濂被谪茂州，是十三年九月的事（《明史》太祖本纪），而太祖的生日，正是九月十八日。（《长语》中“其沮风乎？”一句，正适合这时候的天气。）若说没有“失朝”一节，宋濂只是受了宋慎介入“胡案”的牵累。那么胡案之发生，是在十三年正月，何以宋慎之被发现，不早不晚，恰恰在九月中呢？更重要的是：宋慎之成为胡党，根据的什么事实？何以史书上一点也没有交代？［譬如孙蕡之以“蓝党”论死，是因为他替蓝玉题过一幅画，《明史》（卷二八五孙传）就明白地予以指出。］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明史》的前身，即王鸿绪编的《明史稿》，在这一段的叙述，和《明史》字字相同，只是《明史》中“坐胡惟庸党”五个字，在这里只是“获罪”两个字（文海影印本册三，178页）。可见王鸿绪——或其助手——是不以宋慎为胡党的。（如果宋慎确是胡党，王鸿绪没有特意遮盖的理由。而《明史》之故意说宋慎是胡党，乃是政治中“戴帽子”的传统手法，以为太祖开脱。）而且如果真的只是宋慎出了毛病，而宋濂自己并没有惹太祖生气，那么太祖为什么非要杀他——“帝欲置濂死”——不可呢？（这时候宋濂已经是七十一岁，太祖五十三岁，是常常在一起用膳的二十年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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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宋濂之夔府自经，王鏊更没有理由去无端捏造。因为曾任元朝编修一事，对于宋濂是不利的。而如果宋慎并无党胡之事，则宋濂之对老僧发牢骚，倒是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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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濂后来移葬成都，陆容的《菽园杂记》，有如下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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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殁夔府，葬莲花池山下。成化间墓坏，巡抚都御史池州孙公仁，为迁葬成都”（商务影印“今献汇言”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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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比《明史》宋传叙得详细。就是宋濂初葬是在莲花池的山下，而非什么“莲花山”；迁葬的是孙巡抚，而非蜀献王；而且是因为“墓坏”了，不是为了“慕名”。陆容是成化（1465—1487）间的进士（《明史》卷二八六有传），叙述成化年代的故事，自然是一个有力的“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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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徐达之死，《明史》一二五徐传里只简单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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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七年（1384）……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史》太祖本纪，闰十一月）。明年（1385）二月，疾笃，遂卒，年五十四。帝为辍朝临丧。悲恸不已（艺文本，1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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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祯卿［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明史》卷二八六有传］在“剪胜野闻”里说，徐达背疽刚要好，太祖赏他号称对背疽最不利的蒸鹅吃，于是他不久就死了。（见吴晗《朱元璋传》，上海1951年本，201页）。《梵天庐丛录》有如下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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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山王达病疽，疾笃，太祖数往视之，大集医徒治疗。日久，病少瘥。太祖忽赐膳，徐对使者流涕而食之，密令诸医逃去。未几，告薨。亟以上闻，太祖蓬跣担纸钱，道哭至第，命收斩医徒。夫人大哭出拜。太祖慰之曰：“嫂勿为后虑，有朕在”。“因周后事而去。”（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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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像似有一点文人的“渲染”。如果太祖真是“蓬跣道哭”，史书不会不予以详载的。但因为它没有提起“蒸鹅”显然是来自徐祯卿以外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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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徐达之死，我还是认为有问题的。理由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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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达从洪武六年（1373）起，就佩“大将军”印，坐镇北平。可是从九年（1376）起，“岁尽召还以为常，还辄上将印”（《明史》徐传），可见徐达一直知道太祖之不放心他。虽然太祖对于徐达，优遇异于群臣，但是到了十七年（1384）底，太祖对于他的开国元勋，已经杀害了四个：德庆侯廖永忠（八年三月赐死），诚意伯刘基（八年四月毒死），永嘉侯朱亮祖（十三年“鞭死”），临川侯胡美（十七年伏诛）。宰辅被诛的有杨宪（三年七月），汪广洋（十二年十二月），胡惟庸（十三年正月），王本（十五年七月）四人。六卿被诛的有工部尚书薛祥（十四年七月杖死），刑部尚书开济（十六年十二月）二人。（到了十八年三月，他一个月之内，斩了三位尚书：吏部的余熂、赵瑁，户部的郭桓。）而十三年的胡案，“株连甚众”，十五年的“空印”案，全国各府州县的长吏论死，佐贰榜百戍边，太祖早已开了杀戒，不过成千成万的诛杀，还要再等五年（洪武二十三年）。那么十七年十一月里徐达扶病回京，中间难保没有什么问题。刘基之尽人力的可能来躲避太祖的猜忌，是大家看得见的。但是汪广洋诬告他想占有“有王气”的墓地，仍旧打动了太祖的疑心（《明史》一二八刘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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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毒药来医病人，对于太祖，似乎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汪广洋给刘基吃毒药，太祖不是不知道的。《明史稿》里刘基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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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庸挟医来，饮其药，有物积中如拳石。间白帝，帝不省，自是疾笃”（列传十八，文海影印本，册三，175页）。（《明史》一二五刘基传采用这一段，在“积中”二字中，加进去一个“腹”字，可是把“间白帝，帝不省”六个字，全部删除了——艺文本，1453页。在高皇后传中，《明史》把“艴然”改成“恻然”，在宋濂传中，把“获罪”改成“坐胡惟庸党”，这里把“间白帝，帝不省”删去。这样“为尊者讳”的“史笔”，实在有点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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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太祖是汪广洋的同谋，但认为汪广洋是揣摩了太祖的意旨，心里有数，才敢下手，也许不太冤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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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还有一项理由，是陈汶辉谏太祖宠信和尚的疏里，有如下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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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兴之被谤，视韩信萧何，其危疑相去几何哉。”（明史一三九本传，1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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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徐达之“见猜”，是人所共知的（刘基之中毒，在洪武八年。李善长后来二十三年论斩，周德兴在二十五年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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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论断，并不能构成断定太祖毒死徐达足够的证据。但是赵翼认为“蒸鹅”之说，全是“无稽之谈”（廿二史札记三十一，商务本662页），可是别无任何说明，那是不够为太祖开脱罪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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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寄自美国密歇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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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方杂志》复刊第一卷第四期，196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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