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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拍手。“贝兹，我不得不说，”威尔逊感叹，“这首诗除了优美，的确道出我们在狱里的心声。”其他人也沉重地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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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两小时的时间，我们沉浸在美妙的文字中，大家分享自己写的诗，气氛很愉悦。威尔逊写了一首《解放者》，感叹东非各国落入独裁者手里，结尾是期许乌干达能有灿烂的明日。另一个学生的作品开头就是：“艾滋，噢，艾滋，为何要夺走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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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课，我收拾好教材，和威尔逊握手道别，祝他今晚能有个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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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没有一天睡得好，应该说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睡。”他这么说的时候，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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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才能跨出图书馆回到外面的世界。坎帕拉的犯罪率很高，但真正使我不安的却是维安系统无所不在。恐怖组织肆虐东非，2010年的大爆炸案造成76人死亡，类似攻击事件层出不穷，于是他们将自己国家看作定时炸弹，无处不设保全警卫，甚至军事岗哨。这里的生活犹如大型障碍赛：第一关是狱警；第二关是一个白人女性走在贫民区；第三关则是出租车失约，留我一个人想办法。就算出租车来了，还得和司机讨价还价，即便早上明明才谈判过两轮。坎帕拉的交通、社会氛围，坎帕拉人的那副愠容，还有炸弹检查哨加上金属探测器，以及更多板着脸的警卫，更多冲锋枪和安检程序……我唯有回到饭店才能勉强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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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没人说过这趟环球旅程会轻松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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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矫治，还是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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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展开为期两年的全球监狱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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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这计划时，大部分人都很好奇。而我早已习惯别人对我的各式身份感到好奇：白人、教授，但专门从事非裔美国人的文化研究，喜爱加勒比海嘉年华，又在监狱授课、推动司法正义，还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兼职节目制作人，雷鬼音乐迷，住在纽约的犹太人，却还是个不可知论者。我以前做过记者、乐评人，当然也是学者，甚至拍过两部纪录片，主题分别是嘻哈文化及司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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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起别人的好奇，是因为我自己的好奇心永不满足，于是游走于诸多不同领域。每回迷上某样东西，我就一头栽进去，譬如爱上牙买加雷鬼乐以后，我无法甘于当个小乐迷，非要钻研到学术研究，为此常常亲自拜访当地。同样狂热的好奇心指引我带着马娅·安杰卢的诗作，来到乌干达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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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成长历程而言，监狱不带浪漫色彩，也不是家常便饭。我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长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居民多半会接触嘻哈与雷鬼文化。成年后我进入纽约市立大学（CUNY），虽是公立学校但规模大且极为多元，光是分校就有来自160国、使用127种不同语言的学生。纽约市立大学和纽约市一样，用丰富的文化将我熏陶为国际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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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英语博士学位时，我专攻非裔美国人研究，主题是美国文化中的种族隔阂：界线如何生成，由谁界定，又有谁大胆跨越？为何我有志于此？因为在我看来，种族之见毫无道理。我无法理解为何人类在社会政治诸多层面始终受到这种概念宰制，种族分明是主观认定，而非生物学事实。若就基因来看，不同人种的相同处远多过不同处，但为何大家将这种人为的区别视作理所当然？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心得，成就了我的首部著作，内容为社会史上真实和虚构的黑白融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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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大量提及跨越人种隔阂、嘻哈文化、文化拥有权及超越学术定义的身份认同，并结合了流行音乐界在新千年初期，也就是埃米纳姆（Eminem）时期的种族和音乐时代思潮。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进行博士后研究，某一年我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封面故事，在此过程中几乎见了所有想见的饶舌歌手，还和音乐人“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一起巡回。后来我说服一位《洛杉矶时报》的编辑，纵使他认为雷鬼音乐已随鲍勃·马利（Bob Marley）死去，仍旧给我机会发表一篇当代牙买加乐手的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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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访问到贾·库尔（Jah Cure），他是拉斯塔法里风潮[3]下的雷鬼明星，因强奸罪名被判刑八年，走红期间本人尚在监狱里服刑。我飞到牙买加首都金斯敦（Kingston）与官员协调，希望得到入监采访许可，但功败垂成。出于不舍，我依旧将故事放进报道内容中，也主动搜集强奸案的资料细节。库尔声称清白，遭到司法歧视，因为拉斯塔法里教徒在当时加勒比海地区的上流社会仍是一种文化烙印——我个人也无法接受，这个唱出我觉得最动听、最有灵性的情歌的男人，会犯下强奸罪。倘若他真的犯了罪，为何有权利在狱中发表音乐？反复播放着他的歌曲，我心中对人性、对监狱制度浮现一个大大的问号。监狱的存在是要矫治，还是惩罚？假如监狱的意义只是剥夺人身自由，库尔的音乐是否可以流出？我更进一步思考，假设库尔真的有罪，那么他创作出的令人屏息的情歌，是否可视为一种对社会致歉，甚至是补偿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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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疑惑在我心上挥之不去，也出现在我之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其一针对纽约市警局某位探员成立专门小组监控饶舌歌手，他们被戏称为“嘻哈警察”；另一则是《洛杉矶时报》的头条报道，主题是饶舌歌手在狱中发表作品成为新趋势。之后我与洛杉矶一位制片人合作，将这两篇故事转化为纪录片，并在各大有线电视台播出。虽然两部影片都针对主流观众，我却没有忘记自己对于司法本质的困惑，所以我继续研究，也促成了《禁锢与节奏》（Rhyme & Punishment）这部监狱研究和嘻哈研究相结合的纪录片。而我对此越来越认真，越来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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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之后，我发现极其骇人的数据。美国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狱卒，监控着230万名囚犯，比例上每百名成年人就有一个人在坐牢。虽然国家人口数只占全球5%，囚犯人数却占了全球25%；每31名成年人之中，就有一名正在接受某种惩教管制，总数达700万人；成年受刑人之中，有25%罹患精神疾病。美国有大量囚犯是因为药物滥用而长期服刑；在联邦监狱（federal prison）中，这样的比例高达51%，抢劫犯仅4%，杀人犯仅1%；在州政府体系中，药物犯罪比例是20%，同样高于其他类别；3700名美国人从未有过暴力犯罪记录，却在加州坐了25年牢。政府认为青少年尚未成熟，不得购买酒类商品和参与选举投票，却又认为他们成熟到能住进成人监狱，无视监狱受刑人遭性侵害的比例有一成之高。这种情况尚有14个州未立法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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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见证了惊心动魄的种族不平等。现在被刑事监督的非裔美国人人数比1850年的黑奴还多，相较于白人，黑人因药物而入狱的概率高出6倍，这数字也稍微解释了为何每14名黑人男性就有一位正在坐牢。若以18岁为基准，四分之一的黑人在成年前面对过父母坐牢的困境；美国家事法庭内出席的儿童，有94%为黑人或拉丁裔。许多研究显示，在司法程序的任何阶段，从裁判羁押、检察官态度，以至于判决采取社区服务刑或者监禁，黑人始终没得到与白人同等的待遇。《纽约时报》于2015年报道，美国有“150万黑人失踪”——背后的真实含义是24～54岁的黑人男性，有1/6从公共生活中消失，或者因为早逝，或者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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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期长短也是族群不平等的一环。世界上有20%左右的国家采取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而美国不只保留该制度，竟还适用于单一的非暴力犯罪。目前美国约有16万人受无期徒刑，对照组澳大利亚是59人，英国是41人，荷兰为37人。2005年，“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统计发现，逾2000美国人因为青少年时期的犯罪而被判处终生监禁不得假释，美国之外，全球仅对12名儿童做过同样处罚。世界上只有九个国家同时实施无期徒刑和死刑，美国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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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忘记这些数据。回到纽约以后，我进入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任教，该院为纽约市立大学分部，学生多半有志于法律、社会服务及其他司法相关领域，而既然我的授课内容是跨学科的种族、犯罪与文化，长期萦绕心头的思辨就融入了课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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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间和隔离为代价，仿佛就“文明”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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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不少信件从监狱来到我办公室，寄件人多半读过我的文章、看过我的影片。他们亲笔写信，篇幅很长，狱中生活跃然纸上，自发地向我告解，有时候还制作精致手工卡片当礼物。其中一封信是来自拉丁裔发展会（Latino en Progresso），这是沙瓦岗克监狱（Shawangunk Correctional Facility）内囚犯自发成立的团体，他们邀请我去年度餐会演讲，而我欣然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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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过监狱的会客室，但以志愿者身份与身陷囹圄的人进行知识层面的交流，则是头一遭。当天谈话的内容是种族的社会建构，我引述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等人的著作。放下资料、开放现场提问时，他们蜂拥而来，引经据典提出许多意见。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他们就得回牢房去，我也要离开监狱重返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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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狱回到纽约上州[4]冰凉的空气，我心头沉重。对于美国有部分最杰出、最聪明的人被关进监牢，其实我并不吃惊，可是那天我第一次对现实深感悲哀。我不天真，能想象那些穿着绿色囚服的人当中有很多真的犯下重罪，只不过我仍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巨大的可能性，这是一群有潜力对社会作出伟大贡献的人。为什么我们竟容许社会最棒的资源，也就是我们的优秀公民，被困在监狱虚掷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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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同一时期，我定期前往另一间矫治机构探望朋友，他20到30岁的大半岁月都在狱中度过。入狱以后他信奉犹太教，我花了好几个钟头时间说服管理人员：没错，“准许物件”的清单中真的可以有祈祷披肩这一项。会客室成为我对监狱甩不开的印象。铁丝网和煤渣砖组合的丑陋建筑矗立在诺曼·罗克威尔（Norman Rockwell）[5]风格的乡间风景上，亲友们机械化地排队、亮出证件，换取时间与父亲或丈夫玩几场拼字游戏。室内气味（贩卖机的火腿三明治和墨西哥玉米片经过老旧微波炉加热）、声音（硬币投入机器中，汽水瓶盖被打开），还有几近超现实的景象：会客室像是一口锁起人性和情绪的箱子，不可思议地混合了被揭开的疮疤和最压抑的深情。那气氛太过冲突诡异，想忘也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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