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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的好奇心，以及怀疑整个系统出了大差错的直觉，经历一切之后，全部得证，于是不由得对监狱制度本身做出一番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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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生多半觉得天经地义，“犯罪就坐牢”是一贯回答。大家认为做错事就该去监牢待一阵子，与时常大喊大叫就会失声同样理所当然。但事实上，监狱是相对新颖的发明。技术上而言，或许可以说监狱存在几百年了，不过直至19世纪为止，监狱都以短期拘禁为主，犯人在里面等待开庭审判，或犯下小错关个几天就完成惩戒。换言之，监禁是通过司法之道，而非司法本身。大规模监禁则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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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于约翰·杰伊学院期间，我利用图书馆资源重启了几年前拍摄纪录片时就开始的研究，但每个结论都使我摇头摇得更用力。对于一项重要社会制度的演变，还有前监狱时代的司法模式，我怎么知道得这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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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设立了“枷锁屋”（beth ha-asourlm）来拘留欠债者和候审犯人。古希腊罗马的类似建筑称为“carcer privitus”，到了中世纪“carcer”一词还代表修道院内处罚修士的禁闭室。监狱，或者说矫治机构，这个概念真正在欧洲落实，是以阿姆斯特丹和罗马的矫治所、巴黎的巴士底监狱及伦敦的布莱威监狱为起始，即便如此，它们的设计也以拘留为主，就结构上与现今认知的监狱有重大差异。古代司法制度有其他实现正义的手段，包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而雅典人则用财产充公、公众砸石、捆绑于木桩、通过仪式降下天神诅咒，或者切断社会关系等方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处理破坏社会秩序者，有鞭打、放逐、服毒或者从事修缮工作等方式，主要着重在受害者是否得到补偿，而不是一味要惩罚犯人。以东非基库尤（Kikuyu）人为例，通奸、强奸的代价是9只山羊或绵羊，杀人的代价是100只羊或10头乳牛。流放也是历史悠久的刑罚，许多非洲民族驱逐危害社群的人，比方大家认定的女巫或者惯犯。以前欧洲各国也采取将犯人送往各殖民地的做法，殖民时代的北美常见的刑罚有足枷、颈手枷、浸刑、公开鞭刑等等。从这些刑罚的执行方式来判断，重点在于当众羞辱，类似的思想可以在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看见。中国直到公元3世纪还以鞭打为主要刑罚，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仍使用断头台将死刑变成盛大的街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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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各社会经历重大转变。资本主义诞生，工业化与随之而起的城市化进一步导致贫困和犯罪率提高。美国革命成功，于是英国失去一大片流放刑场。当时律师、作家和自由思想派对于时代演进和人性充满信心，期盼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刑罚手段，更精致、更利落，尤其更理性——毕竟那段时期称为“理性时代”。他们讨论相关议题时追随当代流行加入了医学词汇，认为犯罪如同传染病，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加以治愈。18世纪50年代，英国法官兼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提出“矫治心灵”而非肉体，主张“最放纵堕落的人”也可以通过独处和禁食重拾理性秩序。18世纪90年代，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对英国国会提出建议，设计出更有效率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牢房呈现分层环形蜂巢状结构，围绕着中央高塔，囚犯时时刻刻受到监视，也必须持续进行体力劳动。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巨著《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之中所言，自从犯罪者不再承受肉体折磨，改以时间和隔离为代价，世界起了重大转变，仿佛一瞬间“文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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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称为监狱的机构，其实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如同资本主义的圣殿，也就是工厂，是建立在特殊结构上。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源自其弟为俄国凯瑟琳大帝设计的厂房。监狱系统和资本主义如出一辙，维系于控制肉体劳动和时间分配；资本主义将这两个要素转化为金钱，监狱系统则将其对应于罪行的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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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独立成功的美国服膺贪婪至上的资本主义，却急于证明自己比起欧洲殖民者更为进步，所以摒弃这种极端手段。此时出现了最讽刺的现象：民主的诞生和监狱的诞生竟是一体两面——崭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是自由的图腾，却也是不自由的烙印。正是托马斯·杰斐逊本人描绘出了最初的监狱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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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理论很快化为现实。19世纪20年代，现代化监狱问世，而且一次有两家美式监狱开张竞争。费城的东州教养所（Eastern State Penitentiary）实现了边沁的圆形监狱理念，也就是人犯时时刻刻处于隔离。纽约州奥本监狱（Auburn Prison）实行另一种“静默制度”，囚犯在类似工厂环境中劳动，只要开口出声就会遭到鞭笞，和奴隶没两样。另外一大讽刺：监狱内犯人沦为奴工；而内战时北方却致力结束南方的奴隶制。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并未宣布奴役非法，而只是说，除作为犯罪惩罚之外的奴役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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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制造对立，却期待社会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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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监狱运作完美，美国便将监狱出口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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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学者越过大西洋进行参访，必到的一站就是监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也曾经参观监狱，后来萨克森自由邦、俄国、尼德兰的君主，还有来自法国、奥地利、荷兰、丹麦、瑞典的官员都去过。见识过美国监狱的名人之中，反应最为激烈的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两人都认为里面的景象太过骇人。狄更斯称美国囚犯几如“遭到活埋，花上好几年时间才能慢慢挖出，过程中对一切麻木，受到无尽的焦虑绝望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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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式监狱仍然渗透全球文化，不仅限于欧洲，也进入各国殖民地，还经由西班牙到了哥伦比亚，经由中国进入日本与印度。全球各地开始模仿美国监狱的设计并传承至今，其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大规模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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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05年间，美国平均每10天就成立一所新监狱。数字相当戏剧化，但来龙去脉很清楚：社会学家一路追溯到对毒品宣战的20世纪70年代，然后发现1980年因毒品被捕的每千人中有19人入狱，1992年提高到104人。犯罪学家托德·克莱尔（Todd Clear）分析后，总结出三个导致20世纪80年代监狱数量增长的趋势：非监禁的替代手段使用率下滑、刑期增加、受到社区监控的犯人返回监狱比例提高。监狱数量的增长原因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将更多人送进去；其二是让他们在里面待更久；其三是所谓的精确量刑（truth-in-sentencing）法案确保囚犯不能提早离开。克莱尔进一步指出，年龄、性别、种族、地区都是关键因素，打击毒品政策将焦点放在贫穷的少数族裔地区，特别是生活水平落后地区的年轻黑人男性身上；相较之下，白人使用药物如可卡因则不受到重视，也就是说该政策本质并非针对用药本身，而是猛烈打击民权运动时期取得的种族进步，还能有效转移大众对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均的注意。1979～1996年间，全社会95%的财富集中到最富有的5%的公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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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监狱史使我胆战心惊，怀疑自己揭发了用心歹毒又所费不赀的全球大阴谋。美国在矫治机构上已经花费超过500亿美元，过去20年里监狱预算的增长幅度是高等教育的6倍，每年花费8.8万美元来囚禁一个年轻人，却只花费10653元提供教育。州政府亦然，某些城市里特定区域犯罪率太高，单单针对这种地区就拨出百万以上的监狱经费，也因此被戏称是“百万街区”（milliondollar blocks）。更可怕的是，美国花在矫治机构的金钱已经超过地球上一百四十个国家的GDP，并持续拖垮数个州政府而导致破产，所以政府不得不设法降低囚犯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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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这么多，让人很难不想做点什么，无论多渺小的努力也罢。我怎能眼睁睁看着状况恶化？于是请我演讲过的监狱再度邀约，我也一直答应，并因缘际会就在狱里开了非正式课程，有空就去上一堂课，之后还邀请有兴趣的同侪加入。过程中我与狱内拉丁人社团负责人拉蒙熟悉起来，某次餐会上他提到自己16岁就入狱，当时还不会说英语。我听了一愣，因为不久前我才看过他站上讲台，拿着切·格瓦拉的海报滔滔不绝针对改变、成长和革命发表20分钟的演说。拉蒙又提到自己有三年时间都是独自度过的，我完全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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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拉蒙聊天时，我内心依旧感慨，眼前又是一个天赋异禀却被社会否定的人才。这时候，欧提斯维尔监狱（Otisville Correctional Facility）一位管理人员走过来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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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杰伊学院为什么没在监狱开课？”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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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这个问题回家，向院长杰若米·崔维斯（Jeremy Travis）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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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开课，”我告诉他。院长答应了，所以在2011年，约翰·杰伊学院的“监狱直升班”（Prison-to-College Pipeline）项目正式成立，除了提供学院课程，也协助出狱不满五年的犯人复归。入学者在监狱内开始上课，出狱回家之后能立刻获得纽约市立大学学生身份，因此取得学位并融入新社群。计划目的在于使大专院校成为刑满释放人员新生活的重心，受益于校园资源，如课程、人际网络，以及免费的医疗、心理、学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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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直升班项目中，我除了教授英文课程，也身兼教务长。起初我不明白自己即将接触到什么，在监狱内开班就很多层面来看并不难，学生们求知若渴，对教授来说，这是教学天堂。我没料到的是，坐在这位置就仿佛经历心理上的过山车，巨大的情绪起伏有时令人难以招架。学生假释失败，或者回家后发现自己无路可走，又被逮捕甚至中弹伤亡，这种种都成为我的心头创伤。不过看到在监狱里教过的学生出现在校园，看着他们急急忙忙找教室的模样，又令我宽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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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渐渐成为我情感和思考的重心，然而身边多数人依旧没有意识到一个简单明了的结论，那就是监狱根本无效。事实上，自1973年来，美国服刑人数稳定成长，但是从未看到对应的犯罪率下降。为什么监狱没效果？概率论和心理学研究都证实监狱的威慑作用是假象，因为害怕监狱而放弃犯罪的人少之又少，犯罪的时候，监狱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思考。更糟糕的是，监狱具有反效果，将犯人与社会大众隔绝，成为犯罪训练中心。囚犯最终必须回到社会，到时他们的犯罪手段更上层楼，人际和财务又更加边缘化。换言之，监狱系统是促进犯罪的。这解释了全国公共广播电台2014年的一则头条新闻，听起来反而令人莞尔：“司法部长霍尔德表示，美国监禁人数下降的同时，犯罪率也下降了。”数据显示，2007～2012年间，入狱比例下降最多的几州，犯罪率平均降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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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克莱尔与其他研究者将这个现象称为都市监狱的“副作用”。克莱尔解释：“监狱造成家人离散，削弱家长提供的社会控制能力和囚犯的经济能力，并造成他们敌视社会，曲解政治主张。”研究也发现，曾入狱者若有小孩，孩子入狱率较高，而刑期也严重损害受刑人的社会资本及人际关系。我们怎能一再制造这样的公民，却期盼社会变得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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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们应该关心做错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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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人认同监狱存在的第三个理由[6]是矫治。然而那是否真的有效？1954年，原美国监狱协会（American Prison Association）更名为美国犯罪矫治协会（American Correctional Association），但真正致力于“矫治”的方案却屈指可数。矫治经费只有6%投入监狱内，而明明六成到八成的囚犯有药物滥用前科，相关治疗计划自1993年以来却减少一半，于是2012年监狱内等待毒瘾戒断协助的人数已经累计到5.1万人。2004～2005年，州立监狱内仅四分之一的囚犯参与教育项目，接受职业训练者低于三分之一，但有约三分之二在狱内从事劳动工作。研究显示，如我所开设的高等教育项目，是降低累犯比例的关键，但是自1994年以来类似计划大幅减少，因为被监禁的学生被排除在联邦或州政府的教育奖助外。监狱系统内一度曾有350个教育项目进行，仅一年之内直坠到剩下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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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这样的状况以后唏嘘不已，不过我也明白好奇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衰退。对我而言，有关监狱的光怪陆离慢慢显得没那么有冲击力了。由于太常出入监狱，脑袋做过太多分析，我不禁担心自己最后会思考僵化，失去洞察。有一回我和计划赞助人聊天，居然下意识描述在欧提斯维尔监狱的经验“就像在家”。我自己听了吓一大跳，身处以前全然陌生的环境，我真的觉得就像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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