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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大量提及跨越人种隔阂、嘻哈文化、文化拥有权及超越学术定义的身份认同，并结合了流行音乐界在新千年初期，也就是埃米纳姆（Eminem）时期的种族和音乐时代思潮。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进行博士后研究，某一年我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封面故事，在此过程中几乎见了所有想见的饶舌歌手，还和音乐人“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一起巡回。后来我说服一位《洛杉矶时报》的编辑，纵使他认为雷鬼音乐已随鲍勃·马利（Bob Marley）死去，仍旧给我机会发表一篇当代牙买加乐手的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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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访问到贾·库尔（Jah Cure），他是拉斯塔法里风潮[3]下的雷鬼明星，因强奸罪名被判刑八年，走红期间本人尚在监狱里服刑。我飞到牙买加首都金斯敦（Kingston）与官员协调，希望得到入监采访许可，但功败垂成。出于不舍，我依旧将故事放进报道内容中，也主动搜集强奸案的资料细节。库尔声称清白，遭到司法歧视，因为拉斯塔法里教徒在当时加勒比海地区的上流社会仍是一种文化烙印——我个人也无法接受，这个唱出我觉得最动听、最有灵性的情歌的男人，会犯下强奸罪。倘若他真的犯了罪，为何有权利在狱中发表音乐？反复播放着他的歌曲，我心中对人性、对监狱制度浮现一个大大的问号。监狱的存在是要矫治，还是惩罚？假如监狱的意义只是剥夺人身自由，库尔的音乐是否可以流出？我更进一步思考，假设库尔真的有罪，那么他创作出的令人屏息的情歌，是否可视为一种对社会致歉，甚至是补偿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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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疑惑在我心上挥之不去，也出现在我之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其一针对纽约市警局某位探员成立专门小组监控饶舌歌手，他们被戏称为“嘻哈警察”；另一则是《洛杉矶时报》的头条报道，主题是饶舌歌手在狱中发表作品成为新趋势。之后我与洛杉矶一位制片人合作，将这两篇故事转化为纪录片，并在各大有线电视台播出。虽然两部影片都针对主流观众，我却没有忘记自己对于司法本质的困惑，所以我继续研究，也促成了《禁锢与节奏》（Rhyme & Punishment）这部监狱研究和嘻哈研究相结合的纪录片。而我对此越来越认真，越来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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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之后，我发现极其骇人的数据。美国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狱卒，监控着230万名囚犯，比例上每百名成年人就有一个人在坐牢。虽然国家人口数只占全球5%，囚犯人数却占了全球25%；每31名成年人之中，就有一名正在接受某种惩教管制，总数达700万人；成年受刑人之中，有25%罹患精神疾病。美国有大量囚犯是因为药物滥用而长期服刑；在联邦监狱（federal prison）中，这样的比例高达51%，抢劫犯仅4%，杀人犯仅1%；在州政府体系中，药物犯罪比例是20%，同样高于其他类别；3700名美国人从未有过暴力犯罪记录，却在加州坐了25年牢。政府认为青少年尚未成熟，不得购买酒类商品和参与选举投票，却又认为他们成熟到能住进成人监狱，无视监狱受刑人遭性侵害的比例有一成之高。这种情况尚有14个州未立法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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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见证了惊心动魄的种族不平等。现在被刑事监督的非裔美国人人数比1850年的黑奴还多，相较于白人，黑人因药物而入狱的概率高出6倍，这数字也稍微解释了为何每14名黑人男性就有一位正在坐牢。若以18岁为基准，四分之一的黑人在成年前面对过父母坐牢的困境；美国家事法庭内出席的儿童，有94%为黑人或拉丁裔。许多研究显示，在司法程序的任何阶段，从裁判羁押、检察官态度，以至于判决采取社区服务刑或者监禁，黑人始终没得到与白人同等的待遇。《纽约时报》于2015年报道，美国有“150万黑人失踪”——背后的真实含义是24～54岁的黑人男性，有1/6从公共生活中消失，或者因为早逝，或者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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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期长短也是族群不平等的一环。世界上有20%左右的国家采取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而美国不只保留该制度，竟还适用于单一的非暴力犯罪。目前美国约有16万人受无期徒刑，对照组澳大利亚是59人，英国是41人，荷兰为37人。2005年，“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统计发现，逾2000美国人因为青少年时期的犯罪而被判处终生监禁不得假释，美国之外，全球仅对12名儿童做过同样处罚。世界上只有九个国家同时实施无期徒刑和死刑，美国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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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忘记这些数据。回到纽约以后，我进入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任教，该院为纽约市立大学分部，学生多半有志于法律、社会服务及其他司法相关领域，而既然我的授课内容是跨学科的种族、犯罪与文化，长期萦绕心头的思辨就融入了课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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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间和隔离为代价，仿佛就“文明”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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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不少信件从监狱来到我办公室，寄件人多半读过我的文章、看过我的影片。他们亲笔写信，篇幅很长，狱中生活跃然纸上，自发地向我告解，有时候还制作精致手工卡片当礼物。其中一封信是来自拉丁裔发展会（Latino en Progresso），这是沙瓦岗克监狱（Shawangunk Correctional Facility）内囚犯自发成立的团体，他们邀请我去年度餐会演讲，而我欣然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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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过监狱的会客室，但以志愿者身份与身陷囹圄的人进行知识层面的交流，则是头一遭。当天谈话的内容是种族的社会建构，我引述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等人的著作。放下资料、开放现场提问时，他们蜂拥而来，引经据典提出许多意见。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他们就得回牢房去，我也要离开监狱重返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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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狱回到纽约上州[4]冰凉的空气，我心头沉重。对于美国有部分最杰出、最聪明的人被关进监牢，其实我并不吃惊，可是那天我第一次对现实深感悲哀。我不天真，能想象那些穿着绿色囚服的人当中有很多真的犯下重罪，只不过我仍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巨大的可能性，这是一群有潜力对社会作出伟大贡献的人。为什么我们竟容许社会最棒的资源，也就是我们的优秀公民，被困在监狱虚掷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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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同一时期，我定期前往另一间矫治机构探望朋友，他20到30岁的大半岁月都在狱中度过。入狱以后他信奉犹太教，我花了好几个钟头时间说服管理人员：没错，“准许物件”的清单中真的可以有祈祷披肩这一项。会客室成为我对监狱甩不开的印象。铁丝网和煤渣砖组合的丑陋建筑矗立在诺曼·罗克威尔（Norman Rockwell）[5]风格的乡间风景上，亲友们机械化地排队、亮出证件，换取时间与父亲或丈夫玩几场拼字游戏。室内气味（贩卖机的火腿三明治和墨西哥玉米片经过老旧微波炉加热）、声音（硬币投入机器中，汽水瓶盖被打开），还有几近超现实的景象：会客室像是一口锁起人性和情绪的箱子，不可思议地混合了被揭开的疮疤和最压抑的深情。那气氛太过冲突诡异，想忘也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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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的好奇心，以及怀疑整个系统出了大差错的直觉，经历一切之后，全部得证，于是不由得对监狱制度本身做出一番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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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生多半觉得天经地义，“犯罪就坐牢”是一贯回答。大家认为做错事就该去监牢待一阵子，与时常大喊大叫就会失声同样理所当然。但事实上，监狱是相对新颖的发明。技术上而言，或许可以说监狱存在几百年了，不过直至19世纪为止，监狱都以短期拘禁为主，犯人在里面等待开庭审判，或犯下小错关个几天就完成惩戒。换言之，监禁是通过司法之道，而非司法本身。大规模监禁则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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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于约翰·杰伊学院期间，我利用图书馆资源重启了几年前拍摄纪录片时就开始的研究，但每个结论都使我摇头摇得更用力。对于一项重要社会制度的演变，还有前监狱时代的司法模式，我怎么知道得这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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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设立了“枷锁屋”（beth ha-asourlm）来拘留欠债者和候审犯人。古希腊罗马的类似建筑称为“carcer privitus”，到了中世纪“carcer”一词还代表修道院内处罚修士的禁闭室。监狱，或者说矫治机构，这个概念真正在欧洲落实，是以阿姆斯特丹和罗马的矫治所、巴黎的巴士底监狱及伦敦的布莱威监狱为起始，即便如此，它们的设计也以拘留为主，就结构上与现今认知的监狱有重大差异。古代司法制度有其他实现正义的手段，包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而雅典人则用财产充公、公众砸石、捆绑于木桩、通过仪式降下天神诅咒，或者切断社会关系等方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处理破坏社会秩序者，有鞭打、放逐、服毒或者从事修缮工作等方式，主要着重在受害者是否得到补偿，而不是一味要惩罚犯人。以东非基库尤（Kikuyu）人为例，通奸、强奸的代价是9只山羊或绵羊，杀人的代价是100只羊或10头乳牛。流放也是历史悠久的刑罚，许多非洲民族驱逐危害社群的人，比方大家认定的女巫或者惯犯。以前欧洲各国也采取将犯人送往各殖民地的做法，殖民时代的北美常见的刑罚有足枷、颈手枷、浸刑、公开鞭刑等等。从这些刑罚的执行方式来判断，重点在于当众羞辱，类似的思想可以在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看见。中国直到公元3世纪还以鞭打为主要刑罚，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仍使用断头台将死刑变成盛大的街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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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各社会经历重大转变。资本主义诞生，工业化与随之而起的城市化进一步导致贫困和犯罪率提高。美国革命成功，于是英国失去一大片流放刑场。当时律师、作家和自由思想派对于时代演进和人性充满信心，期盼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刑罚手段，更精致、更利落，尤其更理性——毕竟那段时期称为“理性时代”。他们讨论相关议题时追随当代流行加入了医学词汇，认为犯罪如同传染病，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加以治愈。18世纪50年代，英国法官兼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提出“矫治心灵”而非肉体，主张“最放纵堕落的人”也可以通过独处和禁食重拾理性秩序。18世纪90年代，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对英国国会提出建议，设计出更有效率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牢房呈现分层环形蜂巢状结构，围绕着中央高塔，囚犯时时刻刻受到监视，也必须持续进行体力劳动。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巨著《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之中所言，自从犯罪者不再承受肉体折磨，改以时间和隔离为代价，世界起了重大转变，仿佛一瞬间“文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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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称为监狱的机构，其实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如同资本主义的圣殿，也就是工厂，是建立在特殊结构上。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源自其弟为俄国凯瑟琳大帝设计的厂房。监狱系统和资本主义如出一辙，维系于控制肉体劳动和时间分配；资本主义将这两个要素转化为金钱，监狱系统则将其对应于罪行的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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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独立成功的美国服膺贪婪至上的资本主义，却急于证明自己比起欧洲殖民者更为进步，所以摒弃这种极端手段。此时出现了最讽刺的现象：民主的诞生和监狱的诞生竟是一体两面——崭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是自由的图腾，却也是不自由的烙印。正是托马斯·杰斐逊本人描绘出了最初的监狱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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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理论很快化为现实。19世纪20年代，现代化监狱问世，而且一次有两家美式监狱开张竞争。费城的东州教养所（Eastern State Penitentiary）实现了边沁的圆形监狱理念，也就是人犯时时刻刻处于隔离。纽约州奥本监狱（Auburn Prison）实行另一种“静默制度”，囚犯在类似工厂环境中劳动，只要开口出声就会遭到鞭笞，和奴隶没两样。另外一大讽刺：监狱内犯人沦为奴工；而内战时北方却致力结束南方的奴隶制。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并未宣布奴役非法，而只是说，除作为犯罪惩罚之外的奴役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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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制造对立，却期待社会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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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监狱运作完美，美国便将监狱出口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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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学者越过大西洋进行参访，必到的一站就是监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也曾经参观监狱，后来萨克森自由邦、俄国、尼德兰的君主，还有来自法国、奥地利、荷兰、丹麦、瑞典的官员都去过。见识过美国监狱的名人之中，反应最为激烈的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两人都认为里面的景象太过骇人。狄更斯称美国囚犯几如“遭到活埋，花上好几年时间才能慢慢挖出，过程中对一切麻木，受到无尽的焦虑绝望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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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式监狱仍然渗透全球文化，不仅限于欧洲，也进入各国殖民地，还经由西班牙到了哥伦比亚，经由中国进入日本与印度。全球各地开始模仿美国监狱的设计并传承至今，其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大规模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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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05年间，美国平均每10天就成立一所新监狱。数字相当戏剧化，但来龙去脉很清楚：社会学家一路追溯到对毒品宣战的20世纪70年代，然后发现1980年因毒品被捕的每千人中有19人入狱，1992年提高到104人。犯罪学家托德·克莱尔（Todd Clear）分析后，总结出三个导致20世纪80年代监狱数量增长的趋势：非监禁的替代手段使用率下滑、刑期增加、受到社区监控的犯人返回监狱比例提高。监狱数量的增长原因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将更多人送进去；其二是让他们在里面待更久；其三是所谓的精确量刑（truth-in-sentencing）法案确保囚犯不能提早离开。克莱尔进一步指出，年龄、性别、种族、地区都是关键因素，打击毒品政策将焦点放在贫穷的少数族裔地区，特别是生活水平落后地区的年轻黑人男性身上；相较之下，白人使用药物如可卡因则不受到重视，也就是说该政策本质并非针对用药本身，而是猛烈打击民权运动时期取得的种族进步，还能有效转移大众对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均的注意。1979～1996年间，全社会95%的财富集中到最富有的5%的公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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