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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与监狱参访团体会晤，问题清单上，第一条就列着这个问题。其他包括：“为什么参与？”“对于刑罚有何见解？”我很紧张，当然紧张，因为自己是个白人。尽管以前的工作接触过监狱或年轻族群，但毕竟局限在美国。这里是卢旺达，一个经历种族屠杀历史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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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NAR组织办公室时，学生们尚未露面，柜台有位秘书叫格蕾丝，20岁，每周值班三天。我想和她聊聊天，但显然YouTube比较有吸引力，还好我说出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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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作家啊。我也好想当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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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敲定了由她为我写几篇短文，一方面她要练习英语写作，另一方面我请她谈谈自己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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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代？”她反问，几秒钟后反应过来，“喔，你是说大屠杀对不对？”格蕾丝的语气像是没当成一回事：“我父母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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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语气如此平淡，那句话仍可谓掷地有声。后来我从团体里15个青年口中都得到同样回答，父母双亡这几个字不断翻搅我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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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自我介绍。有位NAR人员协助翻译，但听起来五个字变一个字，总觉得自己是不是错过大半内容。我交代了自己在约翰·杰伊学院和“监狱直升班”项目的工作历程，也提到每个月带一批大学生进入监狱里面，与受刑人共处一室上课。这种学习交流活动对双方都造成很大冲击，受刑人开始期许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普通”学生，而普通学生则讶异于受刑人与自己比想象的更相似。卢旺达青年听完后竖起耳朵，我们也想见见受刑人，他们说，干脆申请一个Facebook账户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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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询问学生，进入监狱以后打算做什么。他们望着我，忽然沉默了。桑托斯跳出来，表示他不打算讨论大屠杀，所有人对这话题已感到疲惫。他们不想停留在罪行上，而是希望释出善意，达到和平与谅解。这个意见在学生间发酵，可是当我进一步询问：那么到底打算做些什么？他们还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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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写下来吧。什么语言都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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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招见效。大家马上动笔列出建议：足球、唱歌、跳舞、辩论会、电影欣赏、短剧表演。我们下一次开会时投票表决，挑选每月一次的参访行程适合安排什么活动。之后也为这个计划取名：“噩梦到此为止，卢旺达”的监狱访问计划（Never Again Rwanda’s Prison Visiting Project），英文缩写NAR’s PVP。青年团体与和平组织最喜欢很酷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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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桑托斯刚从教堂走出来，服装相当体面，而我只有牛仔裤和球鞋。与学生团体见面前，我们两个坐下来讨论如何遴选参与活动的囚犯。我写下“回归”（reentry）一词，在监狱里面常常有人提，意思是服刑结束，准备回家。桑托斯用力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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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贝兹，我们应该挑那些要回家的人。”他看着我，眼神有点羞赧：“我可以问一件事吗？ ‘贝兹’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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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解释说这只是外号，是小时候姐姐们取的，其实我的本名是出自《圣经》的“芭丝谢芭”（Bathsheb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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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女王！”他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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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玩笑说那女王的风头总是被大卫王抢走。大家记得大卫，却不记得大卫的妻子、所罗门王的母亲。“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七的女儿’或者‘好运的女儿’的含义。”我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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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托斯听了很高兴，拿了我的笔记本，用大写慢慢拼出一个词：“UMUNYAMAHIR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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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的卢旺达文名字，”他说，“好运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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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学生慢慢到了，也是进教堂的装扮。里头英文说得最好、个性最大方的尤金凑近，他说他母亲在距离基加利市两小时车程的沙隆村一间孤儿院工作。琼与娜塔莉两个人坐在角落有说有笑，娜塔莉和其他许多成员目前都就读于基加利大学，主修商管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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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了，学生又开始怯场，桑托斯和尤金的翻译也显得零零落落。我们还卡在探访行程要搭配什么余兴节目之中，不久后我完全置身事外；进入民主程序，每个人竭力表达自己的想法，桑托斯只能偶尔抽空告知我共识是什么。访视有一部分是座谈，以小组形式讨论时事，他们挺喜欢我的建议，也就是缩小小组规模，确保囚犯和自由人充分混合。这是我在美国实行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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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活络起来，学生开始为小组讨论设定主题，桑托斯提议“如何维持本国和平”，去年参观过公共服务营的领队马修听了却眯起眼睛。马修之前没空来开会，这天第一次出席，直至此刻发言不多，却忽然吐出一串英文，而且冲着我来：“哪有办法和这些罪犯、这些种族屠杀刽子手探讨如何维持国家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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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有只大象迎面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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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种族屠杀刽子手”。这些字眼至今都掩埋在漂亮的场面话底下。“和平”。“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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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桑托斯出声，接着他们继续讨论，也起草一份企划书。事后，桑托斯告诉我他如何一席话镇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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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他说：‘我们之所以要去监狱探视，是因为我们希望放下恩怨，给他们重生的机会。’他们总有一天会出狱，难道我们希望这些人依旧愤怒、充满仇恨？他们与我们生活在同样的村子里。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是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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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自问：像桑托斯这样的人，只是我想象的幻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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