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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那一段，也活下来见证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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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几天，我越来越习惯基加利的生活。“世界迎接基加利”，高尔夫山丘饭店出去的路上有块海尼根广告招牌，广告牌上写着这句标语。没错，世界各地都有人来这里，大半是志愿者，在饭店和市区店家都能遇见。有个医生也是纽约来的，此行目的是要训练卢旺达人使用超音波仪器。荷兰来的新朋友想推动当地女性微型贷款。另一位加拿大籍索马里医师看中房地产的增值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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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多半待在NAR，晚上则和朋友出门。早上习惯在饭店房间阳台和电脑约会，享用气味醇烈的卢旺达咖啡并阅读当地报纸。每天都有至少一则屠杀事件的相关报道，例如某人提出反屠杀理念的法律修正案，又或者追踪琼·文肯迪案的后续发展。琼·文肯迪（Jean Uwinkindi）原是牧师，却夺走数千人性命。在卢旺达，1994年仿佛只是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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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NAR组织，我也试着融入当地文化，主动与音乐工作者接触，或者与每个遇见的人聊聊音乐，否则没有材料能为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做专题。果不其然，音乐是另一条倡议和平与和解的管道，20多岁的年轻人创作的歌曲正向积极，不涉及政治、种族屠杀或者类似的沉重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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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们歌唱的是爱。”外貌和言语一样沉静温和的非洲节奏（Afrobeat）音乐人卡米基说，“我走过那一段，也活下来见证一切，但是该把它放进歌曲里面吗？那样做只会让自己发疯，何况有谁希望动不动就被挑起那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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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饶舌歌手也一样。虽说饶舌音乐言人所不敢言，歌手们仍旧表示不希望音乐和政治挂钩。没有任何地方比卢旺达更明白沉默的力量，在这里提及种族议题，说错一句话就是莫大罪过，因为不久以前对其他种族的批判导致了那不可说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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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有可能走火入魔。”卡米基又说，“屠杀事件发生前，大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结果大约100万人遭到杀害。回顾过去，显然有些话不该挂在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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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时至今日仍有知名音乐人士因为创作反图西族的歌词而遭到起诉，卢旺达坚持以法律捍卫反种族屠杀的理念。屠杀事件过后，卢旺达成立国家团结与和解委员会（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其下设置国家团结教育营（ingando），获释的囚犯在接受“盖卡卡法庭”审判前得先在那里度过几个月，深入理解卢旺达政府宣扬的和平、团结、和解及反报复的理念。直到现在政府依然鼓励各行各业的百姓，无论学生、政治人物、教会领袖、娼妓、退役军警或屠杀事件的加害者以及“盖卡卡法庭”的仲裁员，大家都可以抽空去团结教育营待上几天，甚至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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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这是洗脑，是政治操弄。我也试着化身怀疑论者，从美国人对言论自由的观点来分析，仔细剖析每个人说的话，想找出思想钳制的蛛丝马迹。然而，我发现在屠杀这脉络下，“洗脑”未必负面，教育和灌输的分界本就模糊。就卢旺达历史而言，对照眼前的和谐宁静，如果他们借此塑造出和平的国家氛围，对言论自由的少许限制和审查是否罪不可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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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计划有了重大进展。NAR的艾瑞克和桑托斯明天要带着我起草的提案说明前往矫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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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你别跟着比较好，”艾瑞克说，“承办人员看见你可能会紧张吧。”他迟疑一下，心里在想这个美国教授是谁，到底要干吗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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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表示无妨，就留在这里等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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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波本咖啡厅，也就是卢旺达的星巴克，我和艾迪的死党伊斯梅尔聊了起来。他和艾迪一样从事艺术工作，目前正在制作一部叫做《离异》（The Divorce）的影片，内容述说他和他父母那一辈的隔阂。与艾迪不同，伊斯梅尔同时是伊斯兰教徒和屠杀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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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挺喜欢你们的计划。”他点点头，长睫毛底下眼神柔和：“假如是我去监狱，也不想看见一群愤怒苦闷的人。他们迟早要回家，带着愤怒苦闷回到社会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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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梅尔解释说，他之所以想制作那部影片，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这一代不能像老一辈那样执着于大屠杀。他说了些童年故事，我的脑海里也满是回忆。十一岁那年的“灾难日”（Yom Ha Shoah），也就是犹太屠杀纪念日的前夕，隔天是希伯来学校的大日子，所有人必须穿上一身黑，普通课程全部暂停，每节课都换成与屠杀事件有关的座谈或影片。整点时，各种活动中断，聆听校长通过广播念出一串名字，是死去的学生亲属，以及他们死前所属的集中营。我们家在整理名单时，父母为了谁在哪里被杀还起了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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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不对，雷切尔·苏拉是在奥斯维辛，不是布痕瓦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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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留在家里。”我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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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转身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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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黑色衣服。”我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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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衣服？”他咆哮，“你知不知道同胞们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结果你在意的是自己没有黑色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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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清楚，太清楚了。600万个鬼魂盘踞我家。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我噩梦里反复出现的场景，因为我小时候母亲一直播放《辛德勒的名单》原声带。我祖父也仿佛无所不在，他在大屠杀中失去整个家族，于是训诫我们千万千万别踏上匈牙利，因为匈牙利人比纳粹还要狠。那个国家的土地里全是你们的血，他这么说。我数得出祖父笑过几次、抱过我几次，却数不清他几度在安息日餐桌上操着意第绪语和父亲大吵，或讲过几次一模一样的故事，也就是匈牙利的纳粹同路人将曾祖父拖出犹太学校，在街上活活打死。祖父的表妹是家族中唯一从集中营生还的人，后来住在我父亲那里。她的故事我也听过太多遍：双胞胎兄弟没逃过一劫，她靠脑袋灵光加上运气好保住一命。长大以后我去欧洲，要进德国还得说谎瞒骗父母。列车穿越边境时有股罪恶感哽住喉咙，那种感受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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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屠杀，我只觉得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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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倦”不足以形容。应该是“精疲力竭”，“阴魂不散”，“遭到奴役”。理智崩坏的氛围充斥在家族间。我将童年记忆说给伊斯梅尔听。从他眼神里，我发现或许他比我自己还清楚那是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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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次我宁愿自己成为受难者，干脆别活下来。”他老实说，“我知道能活着就很幸运了，但并不希望一辈子以这个身份活下去。我是历史事件的幸存者，却不是人生的幸存者。为什么不让我好好享受生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伊斯梅尔的声音缓慢且颤抖：“亲人没办法替换。我当然无法找人取代爸爸妈妈，不可能。但事实就是我已经失去父母，所以谁来代替他们照顾我？是国家。那么，让我好好活在这个国家，让我享受还存在的一切。我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可是我也不想总是躲在房间里哭哭啼啼。我想好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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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是回头看，而宽恕是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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