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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想响应吗？”乔纳森问。罗宾看来依旧凄凉，穿着橘色制服的囚犯们都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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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国家发生这种事情感到恶心。”一个辅导员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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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位是你们的被害人，你们会说什么呢？”乔纳森又问。大家一动也不动。“没人有勇气说句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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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杰罗姆的声音有点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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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够！”乔纳森中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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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此起彼落有了响应：“你很勇敢。”“愿上帝保佑你。”“很抱歉，请原谅我，我很想改变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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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大家得写下一封信给罗宾，内容是对他，还有对于自己加害的人想要说什么。我到了“诚实”那一桌，将格什温口述内容化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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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罗宾，”格什温准备好以后滔滔不绝，“希望你还愿意通过自己的痛楚给予我们力量。谢谢你愿意分享那段经历。我非常遗憾。”写好以后，信折起来，等待活动下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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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什温瞥了我一眼，开口聊起天。起初说到监狱生活，他和多数狱友一样住在30多人共享的牢房，里面当然很拥挤。每天下午四点狱警离开，牢房就无法无天，但直到早上六点都得待在里面。接着又说起在外面的生活，他以前在街上持刀杀人，到底杀过多少人已经记不清楚。再来谈到监狱里的数字帮：“一开始这个帮派还不错，主要是想对抗种族隔离。”根据外传的说法，数字帮的起源是两个祖鲁人，一个叫做“波”（Po），一个叫做“农戈洛萨”（Nongoloza），他们聚众洗劫殖民政府据点，将财富分给贫民；种族隔离时代，他们则在监狱内为囚犯权利奋斗，要求每个人都能有床，有基本伙食，并且开放囚犯戴表，否则无法妥善管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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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什温说自己进监狱的次数数不清，他知道外头有人要取自己性命，为此干脆拒绝上次假释机会，免得立刻回到以前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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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来了，格什温要易卜拉欣帮他拿一份穆斯林餐。“半年前开始信教，”他解释，“有些人觉得我是玩假的。怎么说来着？就演戏，装的。反正我自己知道就好。”他指指自己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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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什温一边啃着火腿三明治，一边说自己打算下个月申请假释。他一度沉迷毒品，彻底受到药物控制。放下三明治以后，他直视我的眼睛，我看见眉心那个星形刺青下面的疤痕，好像化不开的皱纹。“贝兹，我想要毒品的时候，真的什么都干得出来。要我直接朝克莱顿牧师脸上开枪也没问题。”我相信。但这到底算是自白，还是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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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打电话给你母亲，你觉得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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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反应会比杰罗姆的妈妈还糟吧。我刚才也这么告诉他，换做我妈肯定会狠狠数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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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有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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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耸耸肩：“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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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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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点点头，一脸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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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说，“我们以为自己习惯了，但其实不断受到影响，只是自己没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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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耸耸肩，一直抖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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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开始念出收到的信。念了四封以后，他抬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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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感动得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他轻声告诉大家。之后继续念完，当天稍晚罗宾表示自己也想参与活动，担任辅导员。霎时我喘不过气，脑袋闪过在卢旺达的所见所闻。这是许多人认为不可能达成的宽恕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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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很清楚，数据显示这完全有可能，心理学研究也证明了“对不起”的力量有多强大。我们应当重新思考被害人的实际需求。修复式正义的文献探讨被害人的四种需求：答案必须真实，必须赋予他们力量（empowerment），通过反复诉说受害故事达成自信重建，借由负起责任或以牙还牙来实践补偿。为了达成这些目的，最好的做法不是审判和刑罚，而是双方对话。审判或刑罚里，受害者被边缘化，沦为不相关的旁观者。智利的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1991年做过一份调查，主题是皮诺切特（Pinochet）独裁时期的人权损害，结果几乎没有受害人想报复，他们渴望的是真相和正义，借以悼念死去的亲友，并期望不会再有下次悲剧。受难者参与双边对话之后，心中恐惧一次比一次减轻，后来对司法系统表达了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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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描述宽恕是“唯一一种出乎预料、开创新局的响应方式，因为宽恕不受制于激发它的行动”。宽恕是奇迹，这个奇迹使生命更好。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临床心理学从20世纪90年代就试图了解这个奇迹的运转机制，后来将其定义为受害者不再消极逃避加害者或试图报复，改以更具建设性、有利社会的心理动力为行为准则，并制作出“宽恕量表”（Forgiveness Inventory）、“宽恕他人量表”（Forgiveness of Others scale）来测量慈悲心与报复心。其中一项研究发现自认受害的心态会导致消极，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则是效率低下和容易放弃。1998年两位心理学家对童年性侵受害人进行调查，结论是宽恕程度高的人后来婚姻较为美满，并据此推论宽恕这种态度可以在不同的生活层面起作用。2008年发表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的研究则指出，复仇并不会为受害者带来认知闭合（closure），也就是对于外界信息或事件得到可以理解的诠释，反而因为焦点集中在犯行者而导致情绪不稳并表现出侵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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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研究要求参与者回想自己受害的特定情境，然后进行四种不同想象：聚焦伤痛、心怀怨恨、强调加害者也有人性品质，或者专注于宽恕。而受试者专注于宽恕时，效果反应在生理上，无论收缩压还是舒张压的上升幅度都较低，回想事件经过时脉搏也较慢。2002年，在一组分三次进行的研究中，受试者想象自己遭到抢劫，而事件隔天转折分成四种，分别为获得对方道歉、获得对方补偿、获得对方道歉并补偿，以及什么都没有获得。结论显示，得到诚心道歉者感受较少的复仇心态、愤怒和恐惧，宽恕的想法强烈，而若同时得到道歉和补偿，效果更是接近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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