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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本身要有意义。”大嗓门的辅导主任这么说：“目的并不是从事劳动，所以我们会筛选雇主，愿意支持我们的才行。一开口就问‘这个人能做什么？’，恐怕就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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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囚放假回家探亲只有两个规定：不可以上网，不可以怀孕。这里的房间经过安排，每隔几周囚犯的孩子们可以过来同住一晚，而且成熟的亲子活动项目，保证亲子时间充实有意义，不会只是窝在电视机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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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这里的超市，我随手拿起大厂牌的乳液，并注意到墙壁上挂着大大的食物金字塔图解，架上商品也都以颜色标示。绿色代表营养价值高，红色代表对身体不太好且价格较高。囚犯手中有预付卡，她们想买什么都可以，但如果没有根据图解上的原理来配置饮食，很快钱就用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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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买三罐植物性奶油？”辅导主任说：“买啊，反正不是我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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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一位职称是“膳食督导”的男性辅导员操着法国口音说自己监督女囚的菜单，也开设烹饪课，因为她们有不少人需要照顾一家大小，却习惯靠麦当劳打发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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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尼亚的最大宗旨，就是敲开这些女性已经僵固的心态。她们要为自己着想才行。”辅导主任下了结语：“一般监狱要人排队领东西吃，衣服丢出去就有人会洗，结果呢？最后什么也不会。在这里，你自己不会煮就不要吃。起初很多人为此感到震惊，但其实这是重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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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描绘的是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rization）的最好状态。话说回来，如果一开始就不进行制度化会怎么样？如果某人的整个矫治过程都是这样的，而不是在最后阶段才去制度化，即会怎么样呢？这样的模型可不可以复制到超高度安全级别监狱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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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主任回答：“只是规模和管理能力的问题。安全级别是个假议题，我也待过高安全级别的监狱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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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因此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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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看到的是社会犯了什么错，哪个策略行不通。波罗尼亚或许不能代表全澳大利亚的监狱，但朝着正确方向的一小步，就是通往目标的一大步，对吧？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滴水总能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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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坏人，都应该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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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从不为谁停驻。完美的珀斯，完美的另一天，美好的阳光扫过晴朗无云的天空。某一天晚上，我想方设法要拍下月亮的照片，因为一定没有人相信它可以离得这么近。这个都市在过去10年间经济发展不朝“又大又亮”靠拢，而是越来越环保。住在这样一个简单基因改造过的“优质城市”里面，对人会有什么影响？我距离一开始的监狱之旅越来越远：从波尔斯穆尔的小镇到乌干达的乌兹冲锋枪，再到了阳光美好过头而令人晕头转向的奥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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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一天傍晚我对新认识的朋友克雷格提起的话题。他是当地原住民新闻网的记者，还兼职演出喜剧。我们通过Facebook上间接的人际关系搭上线，很快就成了好拍档，因为克雷格和我一样想要揭开覆盖着珀斯的面纱，他一针见血戳破了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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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的灿烂阳光照不到底下问题所在。”克雷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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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着帝国风格的弗里曼特尔监狱（Fremantle Prison）充分显现了这一点。一天下午我过去参观，监狱本身是1850年代由囚犯劳工所建造，参考的是英国的本顿维尔监狱（Pentonville Prison），而本顿维尔监狱又参考美国的矫治机构——总之，在殖民地时代弗里曼特尔是本地最大的监狱，直至1991年才关闭并改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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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处就贴着“苦窑导览”的广告，我没理会就走进去了，光是监狱壁画、涂鸦就够我欣赏好几个小时。大半都是原住民艺术，因为那时候监狱里面住的都是原住民。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入狱比例比起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黑人还要高出5倍，而我也得知原来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是模仿澳大利亚1905年的原住民法案，法案内容限制原住民住居、性行为，还有宵禁和其他许多规定。1841年的罗特尼斯岛（Rottnest Island）规划为专门囚禁原住民男性的监狱，结果到了1952年，岛上囚犯占全国囚犯总人数四成。所以是一模一样的故事，弱势族群沦落到贫民窟以后还要被打上烙印，然后就是大规模监禁。藉由监禁创造劳动力，牢房塞满以后，社会制度还是不肯松手。我内心那股愤怒又被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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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品商店里挂着一个牌子写道：“大小犯人都喜欢”。卖的东西是围裙、马克杯、酒架之类，上面有个“囚鸟”的商标。一个店员走过来，“要不要买个犯人磁铁啊，很可爱哦，”她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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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在泰国所见到的监狱纪念品商店，弗里曼特尔带给我的冲击大得多，因为在这里他们兜售的是殖民时代的酷刑历史。其实一到澳大利亚我就意识到这个现象，有个周末我在悉尼观光，游客手册上竟也有一个专栏是“罪犯和文化”，跟着上面的指示会走到市区的纪念碑和博物馆，见识这个国家如何奠基于囚犯重获新生的概念上。我没有特地在海德公园军营博物馆点一份“犯人早餐”，或者像手册推荐的一样，“在禁闭室内享用毕生难忘的晚餐滋味”，但博物馆里面的展出我倒是好好看过了。海德公园军营以前专门收容运送过来的人犯，据说在1822年之前这个“犯人和袋鼠的国度”十分宁静和平，结果一个英国来的商人知道以后，嚷嚷说这样的日子太安稳了。他指控当时派驻于此的麦夸里总督（Governor Macquarie），罪名现在看来也很眼熟：放纵罪犯。商人开始要求加强刑罚，于是取消了缓刑、假释，给囚犯上铐、逼他们做苦工，法律越严苛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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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一趟馆内展览就可以理解当时囚犯的生活。“踏车”[5]已经算是很过分的刑具，而那年代只要态度傲慢一点就会被处以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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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在博物馆里嘻嘻哈哈玩弄交互式展示，试穿囚服，他们似乎觉得路牌上的小老鼠很可爱。狭窄的房间是以前囚犯们睡觉的地方，吊床营造出奴隶船的气氛，三个小女孩坐上去开心地荡秋千。这里是个囚犯主题的迪士尼乐园，完全没有集中营的悲伤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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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送到这里的人是罪犯，并不是什么可悲的受害者。而我亲耳听见身边游客也这么对孩子解释，他们看着鞭子和铁链说：“因为这些犯人都很坏，所以是活该。”时至今日，我们不也这么说吗？都是坏人，都应该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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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些所谓的“坏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奥兹国历史上这一群恶名昭彰的罪犯，其实很可能只是没钱买东西吃而偷了一条面包。18世纪时这样的小罪就有可能处以流放之刑——英文里面“流放”（banishment）和“消失”（vanishment）发音如此接近恐怕其来有自。以送到澳大利亚的罪犯而言，其中有83%平均年纪才26岁，罪名都是侵犯财物，而且绝大多数识字，有专长，完全符合劳动市场的需求，根本不像一般人以为的罪犯。只不过当他们被冠上罪犯的头衔，忽然间社会大众就觉得可以忽视、接受这些人受苦并沦为奴隶了。这种心态直至现代一样成立，只要被贴上“囚犯”“前科”“坐牢”这些标志，就代表无可救药，过得多惨都不值得同情。而且罪名也不再重要，从吸大麻到屠杀都叫做犯罪。事实上罪行的定义也常常模糊不清，例如“性犯罪”可能是最严重的强奸，也可能是在酒吧里面以不够合乎礼仪的方式触碰女性身体，而“暴力犯罪”可以是恫吓，也可以是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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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违法者等等词汇都是方便的标签，贴上去以后那个人就被困在最恶劣的形象里，永远出不来；也就因为污名化力量太大，对于犯罪和刑罚的语言使用必须非常谨慎。澳大利亚在近十年才开始为早期移民平反，以前在族谱里面找到犯人是耻辱，现在却成了荣耀，而且有11个与已决犯相关的场所被列入本地世界遗产。但这不是理所当然吗？据统计，澳大利亚每10人就有1人是罪犯的后代子孙，国家靠曾经住在监狱里的人建立。如今大家发现无法改变历史，就将历史变成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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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兹国和美国在这个趋势上像是分隔世界两端的孪生兄弟。千禧年才刚开始，已经有560万美国人坐过牢，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在年满23岁前就遭到过逮捕，超过一亿的美国公民有前科记录，一些大都会区的年轻非裔公民前科比例高达80%。这种数字不就是当年流放地的翻版吗？国家熟练地制造大量标签，最后每个人都要与它沾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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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趟也是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趟行程，监狱的名字很有趣，叫做“金合欢”[6]（Acacia），感觉应该是作家寻找灵感的度假胜地，但事实上是信佳集团营运的机构之一。金合欢监狱很快就要成为澳大利亚第一，目前里面有1387名囚犯，就算以美国标准来说也算多。虽然是最后一个参观目的，但布莱恩得开车载我风尘仆仆穿越天鹅谷（Swan Valley），而一般观光客来这里多半是为了品酒。回想起来，无论泰国、乌干达，还是巴西，通往炼狱的道路总是景色秀丽。路旁也有些警告标语：慎防森林火灾！西澳大利亚采用颜色分级标示火灾风险，我想起“9·11”事件以后，美国也有了类似制度，只不过对象是恐怖份子。几乎所有新闻频道都会看见从橘色到红色的“威胁等级”，观众内心的焦虑一刻也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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