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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事实上也不算是讲到话，毕竟监狱之旅到目前阶段，与囚犯互动最少的就是卢旺达和新加坡。想来并不奇怪，囚犯在最要求完美社会的国家中被化约为毒瘤，妨碍原本顺畅的政治机器运作，因此必须隔离、处罚、矫正，并且保持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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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次没机会和囚犯相处，我有一整个下午都花在电视的假犯人身上。那是电视广告，和我之前看见上班族被铁链和铁球绊住的那部影片一样，由名为“黄丝带计划”（Yellow Ribbon Project）的团体制作，他们的团体已经有10年历史，宗旨是通过公关宣传帮助出狱者也提供超过200万美元的奖助金，还有与3800多个雇主合作的人才库，小区伙伴更超过一千位。为增进主流大众对出狱人士的接纳，黄丝带计划发布广告影片，设置广告牌，定期举办活动，最密集的时间是在9月，他们定为“黄丝带月”。多年来黄丝带计划透过音乐和电影欣赏、时尚展演、出版诗集或音乐专辑、监狱艺术创作展览还有手机应用程序与社会互动，已经发出数百万枚黄丝带饰品给民众别在领口，象征对出狱人士的精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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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倒也不是刻意要跟上丝带风潮，像是粉红丝带、红丝带之类的。”黄丝带的营销主任阿仁这么说。其实计划名称是大概十年前由新加坡矫治事业部的首席执行官所构思，他因为去了一趟卡拉OK而得到灵感。那时候托尼·奥兰多（Tony Orlando）演唱的老歌正好从喇叭里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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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好比坐牢，钥匙在爱人手中，只要一条黄丝带，我就能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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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信回家，请她给老橡树系上黄丝带；已经过了三年，不知你是否仍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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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其实是描述打完仗回故乡的老兵，不过两者的相似度如此显著：退役老兵和获释囚犯都是创伤的存活者，重返平民生活的道路需要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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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9月我们都有新一波的宣传。”阿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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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是全年推动？”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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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不允许，我们不是可口可乐公司啊。但广告停播的时候，我们会放一些报道到媒体上。”我听了暗忖媒体受政府管控偶尔也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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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播了几段广告影片，大部分角色是出狱者，从他们身上都是刺青就可以判断。作为犯罪历史的证据，刺青在囚犯和帮派份子中极其常见，却也因此成为新加坡老百姓眼中的一大污点。阿仁又播放另外三段广告，内容从不同立场观察一名出狱者的生活，角度有心高气傲的狱警、热忱服务的志愿者，以及一位满意的雇主。再次看到影片里面的铁链与铁球，我的思绪陷入演员那双充满哀愁的眼睛；我应该已经注视过那种目光不知道几十回了，全球各地监狱都是这种气氛。“他已经坐过牢，为什么审判还没结束？”黄丝带计划的文宣印着大大标题，背景照片是一个人刚从监狱走出来。“只需要一点点机会，他可以不用回去。”这句话上面是个垂头丧气还在等待工作面试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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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该有这种企划。”我兴奋地脱口而出，告诉阿仁一些相关例子。黄丝带宣传使我联想到反烟团体“真相”（Truth）的快闪活动和针对年轻族群的时髦广告，还有“禁止查问运动”（Ban the Box）主张雇主在面试前不可调查求职者是否有前科记录。禁止查问运动十分成功，已经促成超过50个县市推动禁止查问法，一些大型连锁如沃尔玛和塔吉特也跟进，求职申请表上面不再询问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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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呢，在美国那里，”我不由自主进入教授模式，对阿仁滔滔不绝，“思想先进的人不会使用‘有前科’‘坐过牢’‘罪犯’之类的词汇来指称别人。以一个人最恶劣的那次行为来定义他们，太具攻击性。”他听了一脸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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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力量很大，可以改变大家的认知。”我解释：“在我自己的学术研究里面，最多就使用‘狱友’这个词。主观上我仍旧不喜欢，但至少只是根据监狱这个地点来形容，而不是给人格贴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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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要怎么称呼有前科的人呢？”阿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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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曾入狱’（formerly incarcerated）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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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仁大笑：“曾入狱？在新加坡这样说大家会听不懂，他们会以为你说的是‘住城堡’（formerly in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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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播放下一段广告时还笑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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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归法律，但是你觉得公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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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具吗？”早上出租车司机这么说：“很多不错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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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是中途之家，”我重复一次，“援手中途之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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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啊，那里卖家具，”他点点头重复一次，“犯人做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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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不清楚这一点，只知道自己今天想去参观新加坡20所中途之家的其中之一，最初是基督教会机构，1987年转型为专门收容毒瘾者，后来开放所有宗教信仰以及各类受过监禁的人，隶属于新加坡小区、青年、运动部管辖的社会福利单位，因此具备公法人地位，换言之可以营利，结合慈善和资本主义。目前里面收容100人，有些人处于刑期最后6个月，有些人才刚出狱，也有根本没进过监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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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的人还帮忙搬家。”司机继续说：“上次我搬家就找他们。一开始看到他们身上都是刺青，”司机捏捏自己前臂，“一大片一大片的刺青，我吓死啰。可是他们做得很好，而且我想想觉得这些人有工作才是好事，进过监狱出来还可以好好工作。”从市中心到目的地才15分钟左右，在新加坡我没有遇过大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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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我们身上有刺青，请见谅。”在看起来像一般公寓的三层楼房前面挂着这么一块塑料招牌，另一句是“全面五折（部分三折）”。空气里有桃花心木的香味，大停车场后面有一些穿着深红褐色T恤的男人，他们正拿着塑料膜包装华丽的大木箱、古董钟，以及漂流木雕刻出的长凳。屋里摆满晶莹剔透的花瓶和璀璨贝壳为座罩的蛋形灯泡饰品。这里的负责人以前是工程师，他解释说商品一部分出口到印度尼西亚，一部分内销，每年运营成本大概400万新加坡元，一半由政府提供，另一半是贩卖家居家饰和搬运服务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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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染上海洛因毒瘾，”经理理查德带我走上阶梯进去参观时淡淡说道：“进入中途之家接受戒断治疗，但一直戒不掉，进了监狱，然后转过来这边，就留下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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