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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棒的概念啊！”我这么叫道，可是对方瞪大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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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哪儿？这种思想会妨碍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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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我就去参观了监狱人员训练学院，与研究部门的主任贝莉特·约翰森（Berit Johnsen）聊起这件事。她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我听得非常着迷，后来她还送我一本她的著作，《运动、男性气概和监狱内的权力关系》（Sport，Masculinities and Power Relationsin Prison），我稍微翻了翻颇为惊讶，内容引用了很多福柯的理论，还有深入的性别、伦理和政治分析评论。这样一本大作竟出自矫治官员？我在学院里面遇见的每个人都和她一样聪慧，于是话题也从证据和数据慢慢进入哲学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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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懂那位女士的意思。”贝莉特说：“‘Jantelloven’有时候会被诠释为‘不得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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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情绪有点激动，“也正好反映出美国的个人主义过了头。资本主义下，大家太自私自利，不为他人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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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好的角度来看会得到这样的观察。”她附和：“在我们这里，穷人和有钱人确实都只能去一样的医院看病，教育经费也可以从公营银行贷款，所以每个人都能上学。另外有一个叫做‘dugnad’的制度，就类似义工、服务小区的传统。文化上我们就注重劳动，劳动工作是得到社会福利的方式，不工作的人会被孤立在社会外。所以我们这儿很少有女性找到有钱老公就不做事，每个人都觉得要有工作才归属于社会。”不过后来贝莉特提到挪威也面临令人忧心的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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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的年轻人开始想要出名，想要引领风骚，问题是不可能每个人都爬上去。否则清洁工作谁要做？学校老师谁去当？但现在挪威人想要坐办公室，以为这样代表自己很杰出。我们该给孩子的教育是告诉他们平凡人就很棒，每个人都是大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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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量的“Jantelloven”可以帮助挪威，也可以帮助全世界。大规模监禁现象不兼容于“Jantelloven”的概念，只有资本主义造就泛滥的个人主义才会拥戴监狱，因为每个人都将自己置于邻人之上，置于社会整体之上。如果一个人重视小区、社会多过于自我，便不会严刑苛待他人，出乎本能就意识到他即我、我即他，所有人实为一体。若我有所成就，也要归功于他，若他有何过失，也应究责于我。人类全体一致，我们应当大过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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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污点不该成为一生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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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奥斯陆的最后一天，天空飘起雪了。我不在意天气湿冷，雪舞漫天也实在迷人，老旧房舍、阴暗街道因此面目一新。奥斯陆大学的研习室内坐了多位学者，挪威在批判犯罪学领域有非常深厚的传统，而且与喜欢科学数据的美国学界不同，他们更加重视哲学面的探讨。巨擘之一是尼尔斯·克里斯蒂教授，收到我写信联络以后他传来邀约，希望我可以对教职同仁发表一些感想。能有这个机会我十分雀跃，克里斯蒂教授是我在司法正义研究上的导师，我会前往卢旺达和南非都是因为读过他阐扬修复式正义的著作。教授也通过文艺作品的哲思和韵味引领读者深思社会公平的问题，同样给我很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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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兹，说说看，”他递给我腌鲑鱼和鸡蛋三明治之后为我引导话题，“来参观以后有什么想法？或者在其他国家有什么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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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叙述了自己的监狱之旅，由广至深，一开始是针对如何定义报复、宽恕，以及矫治的大方向，后来进入实务层面的监狱经济问题，例如澳大利亚或新加坡的例子。结论是所有国家都呼应了曼德拉的想法，而他那句话也成为我旅程的滥觞：监狱是社会所创造，也如同镜子一样反映出社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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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看着稿子，我感触很多，想说的很多。两年的全球旅程，亲身体验可以从三个面向来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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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克里斯蒂教授在《对痛苦的限制》（Limits to Pain）一书中所提及：“施加的痛苦越少越好。”他感性指出人生已有太多哀痛，地狱般的环境实在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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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我们应当将焦点集中在社会体制而非个人行为。监狱制度从建立起初就是政治经济的工具，背后主导者是贪求金钱与权力的少数人，这一点我在不同国家看到了同样真相。南非、巴西、澳大利亚，尤其是美国，人的生命选择受到社会力量、种族阶级、历史上的不公不义，甚至生理现实控制。因此我们必须发扬英国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提出的“理智双向观”（intellectual binocularity），也就是人类在认知自己主动的行为时，必须意识到自己兼具被动接受的角色，优劣成败有太多影响因素，绝非自己一人所决定。若理解了这点，面对人我的好与坏就能更加谦虚和仁慈，衍生出的就不是压迫，而是再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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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举证责任不应归于我方，而是对方。不是反对监禁制度的人必须提出如何抑制犯罪，而是支持监禁制度的人才应该面对问题，因为就逻辑来看，要是一个系统的失败率高达六成（这是指美国出狱者的再犯率，但全球多数国家的数据也没有比较好看），正常人应该会选择砍掉重来才对。所以对话主题不该是监禁以外有什么替代方案，监禁根本只能视为最后手段，所有办法都无效时才执行。美国学者迈克尔·唐里（Michael Tonry）曾经将监狱比喻为吃药，看似治好一个症状，却又因为副作用引起别的问题。还有指标性的学者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也提出“废除式民主”（abolition democracy），她认为如同当年解放黑奴不只是终结奴隶制度，也要建立新的体制取代，若要废除监狱，过程不只是拆，还要重建。“废除监狱，”她在著作中说，“前提是大众认清现行社会秩序存在错综难解的瑕疵，必须进行剧烈的变革。”而过程包括“制度、思想、策略的重整，只有创造新制度、新思想和新策略，才能够根除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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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在这些国家的体会，所谓“重整”或许可以分为三个大项，也就是狱前、狱中、狱后。狱前这部分最关键，刑罚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社会福利的替代方案，每个政府需要付出更多心力改善引发犯罪的环境根源，如此一来监狱自然派不上用场。比方说降低失业率和社会不平等，数据已经显示人民所得严重不均的国家，命案比例相比于收入均等的国家超过四倍。挪威的国情与福利制度都是很好的参考，但同时美国其实也有新风潮，一半的州都已经施行，名为“司法再投资”（Justice Reinvestment），内容是将美国原本想用于监狱的540亿元挪到小区资源与基础建设上，弥补大规模监禁造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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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本质，其实和医疗保健一样，预防胜于治疗，强化小区功能和更能解决问题的政策才是正途，如牙买加、巴西、南非，以至于美国，采取压迫手段是不会生效的。尤其毒瘾者和精神问题者，必须有截然不同的思考才能搅动死水。废止强制刑期制度，终结“一体适用”的刑罚理念，不只是美国、新加坡或者泰国，即便在挪威，我也遇见因吸食海洛因而被判处16年徒刑的年轻人。美国许多州已经展开行动，放宽最低刑期，对毒品犯罪实行更全面的司法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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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包括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在内的许多世界领袖出席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s），他们公开宣布“全球对毒品宣战已告失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度强调刑罚却不重视预防和治疗，还建议各国修改法律，以规范取代禁制。我们应当追随欧洲脚步，尤其从德国与荷兰借鉴。我的旅程没有包括这两地反而是因为他们的成功举世皆知，政策着重降低毒品可能造成的伤害，深耕于医疗、预防、治疗，以及规范。至于精神疾病，重点自然也该放在医疗院所而不是监狱。以荷兰为例，法律规定被告应接受各领域专家咨询，包括精神科医师、心理学家、社工、行为治疗师、律师，以及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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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犯罪行为则根本无需区隔“暴力”或“非暴力”，毕竟针对犯行加以处罚这件事本身就充满道德争议，目标应以修复为主。卢旺达和南非很具参考价值，再看看欧洲数据，仅少部分判决确定的罪犯真正进入监狱服刑（德国为6%，荷兰为10%）。他们以罚金、调解、社区服务取代，还有类似缓刑的延迟刑期制度。荷兰法律规定若法院要执行拘禁必须特别提出理由，否则平时应以“交易”或“劳罚”两种惩处形式为主。所谓交易就是犯罪者缴纳罚金给国库，达成一定的经济水平或者参与职业训练；而劳罚与卢旺达TIG公共服务营类似，犯罪者以为小区服务来赎罪。挪威也是采取相同态度，逐渐对刑期4个月以下的犯人采用电子监控而非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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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经过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一定还是有人无法活在自由社会，因为他们对别人造成威胁；也有人必定得离开社会一段时间、接受矫治，然后回来做弥补。针对后面这个群体，我们无需使用现行的监狱，可以另外成立一种机构，姑且称之为干预体系吧。干预体系可以学习古时候最初期的监狱，是一个治愈心灵的过渡阶段，一方面让受害者沉淀情绪、计算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让加害者自由受限之后可以好好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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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体系的目标是促使加害者面对自我以及自己做出的不良决定，过程可以纳入我在乌干达、牙买加、泰国、挪威、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地看见的疗愈性活动，包括戏剧和音乐、阅读与写作，还有修复式正义集会——简而言之，目标是真正的矫治和修复。克里斯蒂教授在其著作《适量的犯罪》（A Suitable Amount of Crime）中指出，“修复”（restoration）的字源来自古北欧语（Old Norse），意义是重新建造房屋的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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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人念念不忘的格言也很重要：“如何待人，人就会如何。”家人探视、犯人请假返家不但应当予以容许，还该多多鼓励，进入机构内的人享有充分自治也担负充分责任。干预机构必须接受系统性且统一标准的审查评分，保持公开透明，因为一旦脱离大众视野，机构就不再属于社会。与教育相同，规模以及工作人员数量是最重要的指标，机构应当小，尽量寻找最杰出的人来塑造最健康的环境，就像我在澳大利亚和挪威本地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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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像他（曼德拉）一样的人，才能做到释放的不只是囚犯，还包括狱卒。”这是奥巴马总统在曼德拉葬礼上的致词。一如奴隶制度剥夺奴隶和奴隶主双方的人性尊严，歹毒的监狱制度囚禁的不只是人犯，也禁锢了维系制度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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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体系不会将人留住太久。我们应当学习挪威，尽可能缩短刑期。2014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数据显示重刑没有发挥吓阻犯罪的作用；2012年澳大利亚研究也得到同样结论。矫治过程的效果反而相对快速，犯罪者也因此更快进入弥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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