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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兹，说说看，”他递给我腌鲑鱼和鸡蛋三明治之后为我引导话题，“来参观以后有什么想法？或者在其他国家有什么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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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叙述了自己的监狱之旅，由广至深，一开始是针对如何定义报复、宽恕，以及矫治的大方向，后来进入实务层面的监狱经济问题，例如澳大利亚或新加坡的例子。结论是所有国家都呼应了曼德拉的想法，而他那句话也成为我旅程的滥觞：监狱是社会所创造，也如同镜子一样反映出社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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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看着稿子，我感触很多，想说的很多。两年的全球旅程，亲身体验可以从三个面向来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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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克里斯蒂教授在《对痛苦的限制》（Limits to Pain）一书中所提及：“施加的痛苦越少越好。”他感性指出人生已有太多哀痛，地狱般的环境实在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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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我们应当将焦点集中在社会体制而非个人行为。监狱制度从建立起初就是政治经济的工具，背后主导者是贪求金钱与权力的少数人，这一点我在不同国家看到了同样真相。南非、巴西、澳大利亚，尤其是美国，人的生命选择受到社会力量、种族阶级、历史上的不公不义，甚至生理现实控制。因此我们必须发扬英国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提出的“理智双向观”（intellectual binocularity），也就是人类在认知自己主动的行为时，必须意识到自己兼具被动接受的角色，优劣成败有太多影响因素，绝非自己一人所决定。若理解了这点，面对人我的好与坏就能更加谦虚和仁慈，衍生出的就不是压迫，而是再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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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举证责任不应归于我方，而是对方。不是反对监禁制度的人必须提出如何抑制犯罪，而是支持监禁制度的人才应该面对问题，因为就逻辑来看，要是一个系统的失败率高达六成（这是指美国出狱者的再犯率，但全球多数国家的数据也没有比较好看），正常人应该会选择砍掉重来才对。所以对话主题不该是监禁以外有什么替代方案，监禁根本只能视为最后手段，所有办法都无效时才执行。美国学者迈克尔·唐里（Michael Tonry）曾经将监狱比喻为吃药，看似治好一个症状，却又因为副作用引起别的问题。还有指标性的学者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也提出“废除式民主”（abolition democracy），她认为如同当年解放黑奴不只是终结奴隶制度，也要建立新的体制取代，若要废除监狱，过程不只是拆，还要重建。“废除监狱，”她在著作中说，“前提是大众认清现行社会秩序存在错综难解的瑕疵，必须进行剧烈的变革。”而过程包括“制度、思想、策略的重整，只有创造新制度、新思想和新策略，才能够根除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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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在这些国家的体会，所谓“重整”或许可以分为三个大项，也就是狱前、狱中、狱后。狱前这部分最关键，刑罚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社会福利的替代方案，每个政府需要付出更多心力改善引发犯罪的环境根源，如此一来监狱自然派不上用场。比方说降低失业率和社会不平等，数据已经显示人民所得严重不均的国家，命案比例相比于收入均等的国家超过四倍。挪威的国情与福利制度都是很好的参考，但同时美国其实也有新风潮，一半的州都已经施行，名为“司法再投资”（Justice Reinvestment），内容是将美国原本想用于监狱的540亿元挪到小区资源与基础建设上，弥补大规模监禁造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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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本质，其实和医疗保健一样，预防胜于治疗，强化小区功能和更能解决问题的政策才是正途，如牙买加、巴西、南非，以至于美国，采取压迫手段是不会生效的。尤其毒瘾者和精神问题者，必须有截然不同的思考才能搅动死水。废止强制刑期制度，终结“一体适用”的刑罚理念，不只是美国、新加坡或者泰国，即便在挪威，我也遇见因吸食海洛因而被判处16年徒刑的年轻人。美国许多州已经展开行动，放宽最低刑期，对毒品犯罪实行更全面的司法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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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包括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在内的许多世界领袖出席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s），他们公开宣布“全球对毒品宣战已告失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度强调刑罚却不重视预防和治疗，还建议各国修改法律，以规范取代禁制。我们应当追随欧洲脚步，尤其从德国与荷兰借鉴。我的旅程没有包括这两地反而是因为他们的成功举世皆知，政策着重降低毒品可能造成的伤害，深耕于医疗、预防、治疗，以及规范。至于精神疾病，重点自然也该放在医疗院所而不是监狱。以荷兰为例，法律规定被告应接受各领域专家咨询，包括精神科医师、心理学家、社工、行为治疗师、律师，以及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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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犯罪行为则根本无需区隔“暴力”或“非暴力”，毕竟针对犯行加以处罚这件事本身就充满道德争议，目标应以修复为主。卢旺达和南非很具参考价值，再看看欧洲数据，仅少部分判决确定的罪犯真正进入监狱服刑（德国为6%，荷兰为10%）。他们以罚金、调解、社区服务取代，还有类似缓刑的延迟刑期制度。荷兰法律规定若法院要执行拘禁必须特别提出理由，否则平时应以“交易”或“劳罚”两种惩处形式为主。所谓交易就是犯罪者缴纳罚金给国库，达成一定的经济水平或者参与职业训练；而劳罚与卢旺达TIG公共服务营类似，犯罪者以为小区服务来赎罪。挪威也是采取相同态度，逐渐对刑期4个月以下的犯人采用电子监控而非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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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经过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一定还是有人无法活在自由社会，因为他们对别人造成威胁；也有人必定得离开社会一段时间、接受矫治，然后回来做弥补。针对后面这个群体，我们无需使用现行的监狱，可以另外成立一种机构，姑且称之为干预体系吧。干预体系可以学习古时候最初期的监狱，是一个治愈心灵的过渡阶段，一方面让受害者沉淀情绪、计算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让加害者自由受限之后可以好好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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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体系的目标是促使加害者面对自我以及自己做出的不良决定，过程可以纳入我在乌干达、牙买加、泰国、挪威、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地看见的疗愈性活动，包括戏剧和音乐、阅读与写作，还有修复式正义集会——简而言之，目标是真正的矫治和修复。克里斯蒂教授在其著作《适量的犯罪》（A Suitable Amount of Crime）中指出，“修复”（restoration）的字源来自古北欧语（Old Norse），意义是重新建造房屋的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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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人念念不忘的格言也很重要：“如何待人，人就会如何。”家人探视、犯人请假返家不但应当予以容许，还该多多鼓励，进入机构内的人享有充分自治也担负充分责任。干预机构必须接受系统性且统一标准的审查评分，保持公开透明，因为一旦脱离大众视野，机构就不再属于社会。与教育相同，规模以及工作人员数量是最重要的指标，机构应当小，尽量寻找最杰出的人来塑造最健康的环境，就像我在澳大利亚和挪威本地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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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像他（曼德拉）一样的人，才能做到释放的不只是囚犯，还包括狱卒。”这是奥巴马总统在曼德拉葬礼上的致词。一如奴隶制度剥夺奴隶和奴隶主双方的人性尊严，歹毒的监狱制度囚禁的不只是人犯，也禁锢了维系制度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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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体系不会将人留住太久。我们应当学习挪威，尽可能缩短刑期。2014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数据显示重刑没有发挥吓阻犯罪的作用；2012年澳大利亚研究也得到同样结论。矫治过程的效果反而相对快速，犯罪者也因此更快进入弥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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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者获释后不该因为坐过牢而一辈子受折磨，否则等于否决了人性。比较挪威和美国，我们不应当在网络设置任何人都可以查询的前科记录数据库，过去的污点不该成为一生烙印。犯罪记录仅限于司法单位调阅，不该对外开放。还可以学习新加坡，努力提高离开干预体系以后的就业率。纽约州已经对配合政策的企业开出抵税奖励，而且额度不必局限在州政府目前规定的2400美元。美国部分州政府禁止雇主在文书资料或面试初期询问求职者的前科记录，这项政策应该全面实施。最重要的是通过广告、营销、公共论述，以及其他各种手段扭转文化趋势，大众不应对危险过分恐慌，必须宽恕和凝聚小区共识。那样的文化才能真正理解曾为囚犯的俄国小说家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为何写下：“要是一切都那么简单就好了！要是真的在某个地方有一群坏人，所有恶毒罪孽都是他们干的，那么只要将这群人隔绝起来全部消灭就好了。但是善与恶的界线存在于所有人类的心中，有谁愿意毁掉自己心智的一部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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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想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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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后我没有真的在研讨室内高谈阔论。亲眼见到精神导师以后我退却了，只平淡陈述了在挪威的见闻，觉得多么特别又与期望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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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教授浅浅一笑，仿佛隔空温柔地拍拍我的头。“之前我受邀去巴斯托伊监狱，同时对管理人员和囚犯发表演讲，”他开口缓缓说道，“那是个美丽的夏日，岛上风景漂亮极了。山、海、动物，巴斯托伊看起来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避暑胜地。演讲结束以后，我朝着囚犯抛出一个问题。我说：‘假如刑期结束，各位可以继续住在巴斯托伊而且不收取房租，谁愿意留下来？’经过一阵迟疑，他们面面相觑，神情紧张看了看管理人员。最后终于有人大喊：‘才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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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只要我开始以为挪威的监狱很人道，那句叫喊就会在我脑海重现，‘才不要！’事实上，即便是挪威，囚犯依旧承受痛苦和污名，而且因为这里表象比较令人安心，所以反而更难揭穿真相。因为好名声，结果更难推动人权。我们这儿并不是完美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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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其实原本我就有这样的认知，而且脑袋里冒出一些线索。相较其他国家，这里几乎没有种族议题，同为北欧民族的囚犯与具投票权的自由公民没有外貌分别，因此大众对囚犯产生认同感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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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注意到真正留在监狱内的依旧是穷人和毒瘾者，本地再犯率很低有一个原因是如酒驾或意图犯罪这种微罪也可以判处徒刑，但那种罪名原本再犯概率就很低。然而，监狱里面其实有三成外来民族，多半是东欧人，这个族群的再犯数据可就不小，尤其他们被遣返出境后常常立刻再偷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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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哈尔登监狱时，拉塞也曾面露歉意带我进入阴森的禁闭室。墙壁上散布抓痕，与我在巴西看到的同样令人毛骨悚然。我得知禁闭一天会换算成刑期的一天半，不过挪威没有限制禁闭时间上限。另外，其实从历史角度观察，这个国家并非没有黑暗面，尽管不像欧洲其他国家有过殖民期，政府也曾经公开致歉，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挪威主动将境内超过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运送到集中营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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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心里感觉比较踏实了，就和克里斯蒂教授提起在哈尔登访问过陶艺班，遇见几个囚犯，里头有一位好像不到19岁，右眼底下有三个刺青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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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很棒啊，”他的笑声有些许得意，“第一天进来的时候我真的大笑了。这是监狱，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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