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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英格兰，残暴、怪诞、奇特的酷刑并未绝迹。1241年，亨利三世——在其他方面堪称开明君主，在刑罚上更青睐快速处决而非折磨——引入了富有创意的处决方式，即绞死、挖出内脏和四马分尸。首先，用绳索把受刑者从地上吊起，使其在空中晃荡挣扎，直到失去知觉。然后，把他放下来，想办法让他恢复意识，接着是残忍地阉割和开膛破肚，犯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内脏被拖出来，扔进火堆里。在经历了种种恐怖至极的折磨后，可怜的人终于盼到了斩首，得到了解脱。当局在乡村巡回展示他尸体的残片，以警告那些试图反叛之人。但是，即使如此残忍的酷刑也是于事无补，无论亨利怎样做，宽容抑或暴虐，都无法阻止直线攀升的犯罪率。英格兰真正需要的是一位彻底的改革者，他坚定、决绝、不顾一切往前冲，愿意为整合社会付出任何代价。此人便是亨利三世的儿子爱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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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所示刑具为“面包师傅的手推车”（baker’s cart）。这一惩罚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倘若面包师傅在买卖时缺斤少两，或在面粉中掺杂木屑，将会被链子锁在这个载满重物的手推车上，脖子上挂一大块面包游街。因此，面包师行会制定条例，试图预防这一“错误”，而且为了防止意外出现这种情况，当一个顾客买一打（12个）面包后，面包师傅会免费送一个面包（只是为了防止万一发生缺斤少两的现象），这就是“面包师傅的一打”（baker’s dozen，即13个）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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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一世（Edward I，亦称“长腿爱德华”或“苏格兰之锤”）1272~1307年统治英格兰，他几乎所有的时间（至少当他不忙于屠杀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时）都在致力于重整英国司法制度，他召集王国内最优秀的律师和高级教士，又从罗马引进很多律师人才。亨利和大臣们有条不紊地逐渐瓦解了封建制度，组建了新的司法体系。他解决的第1个问题就是囚犯拒绝回应指控的权利。在爱德华治下，拒绝抗辩者将被迫脸朝下趴在地牢的地上，并用铁链子固定住，一天只给一小片腐烂的面包、一小杯盐水。如果一周后，他仍然拒绝开口，就在他身上压上重物，并不断增加重量，直到他屈服或者被慢慢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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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3个可怜的人正在忍受着绞死、挖出内脏与分尸之苦。图片右侧展示的是绞刑（虽然在他还没死亡时就已经被放下来了），中间的人正在被掏出内脏、阉割，然后他会被斩首，砍下四肢，扔进沸腾的焦油中煎炸，以备保存（图中左侧所示），然后在王国的不同地方展览，以儆效尤。图中间特别突出了手持尖刀的施刑人高高举起受刑者的心脏，以博得围观者的阵阵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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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刑”这种新式刑罚不仅如爱德华本人一样强势、骇人，还成为随后3个世纪标准的司法程序。必须指出的是，此类折磨并不被视为酷刑。依据《大宪章》的条文，酷刑折磨在英国是非法的。但是，犯人被拴在地牢的地上，被迫吃垃圾，慢慢挤压而死，这只是迫使他抗辩的手段——如果一个人是清白的，那么他为什么拒绝申辩呢？爱德华曾经深切关注过在英国司法系统中不断蔓延的腐败问题。民众指控当地法官逮捕监禁无辜之人，并在他们缴纳罚金后才被释放，借此非法获取了大量钱财。许多案件判决前已定罪，若缺少证人，他们就随便去大街上抓个人回来，对其百般折磨，直到此人愿意做证指控一个素昧平生的无辜者。法官、郡守非法操纵审判，从而获得非法收入，他们的一大堆“朋友”则会去摆平那些陪审员。司法腐败的后果就是民众对法律和司法人员敬畏感的丧失。当陪审团未遭到胁迫时，他们索性直接判处疑犯无罪释放，因为比起罪犯来，陪审员更加痛恨司法制度。王国已堕落至此，爱德华盛怒之下撤销了所有被控受贿、威胁、敲诈、影响司法运作的官员的职务，无奈的是不过数年，新上任者亦迅速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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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展示了“挤压刑”。图中的这个人看起来还蛮放松的。事实上，这一刑罚痛苦至极，随着添加的砝码越来越重，他将呼吸困难，最终肋骨断裂，肺部压缩，慢慢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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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之外的一些地方，司法制度运转良好，有些地方的刑罚机制颇为高效。在12世纪的俄国，任何未经地方王公批准而受到酷刑折磨的人，有权向法庭起诉，要求弥补自己罹受的苦难，获得赔偿；原则在于，若想施用酷刑，必须通过官方的批准。1300年，德国的机械发明师制成了一台快捷高效的砍头机器。这台类似于盖卢定断头机（Guillotine）的装置，其形状目前已不得而知，在刚投入使用的第1年，它就顺利地砍掉了5个人的脑袋。意大利使用这种机器的时间可能要更早。7年后，类似的砍头机器出现在爱尔兰，英格兰亦不甘落后，到14世纪中叶，在约克郡的哈里法克斯城（Halifax），一台断头机保持高效运作。在交易日，城里热闹非凡，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喜庆的婚姻在欢快进行，伴随着咔嚓咔嚓的砍头声，人们原本高涨的情绪变得更加兴奋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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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至16世纪中叶，哈利法克斯断头机（Halifax Gibbet）仍在使用。1565年，苏格兰的摄政、莫顿公爵（Earl of Morton）亲眼目睹其高效杀人场景，颇为震撼。他回到苏格兰便仿造了一台类似的机器，且在流行甚久、已略显陈旧乏味的砍头场景中加入了更具观赏性的元素。若一个人偷窃农场的牲畜，那么施刑者会用绳索把赃物拴在哈利法克斯断头机的利刃上，然后吊起，当利刃上升到一定高度时放松绳索，此时，连最小巧的动物都能趁机向捕捉屠杀它们的人类复仇。当然，小动物也很可能不幸误碰绳索的另一端。在欧洲，如果动物袭击人类，将受到审判，如被判罪，它也将受刑。在1386年的法国，一头母猪咬伤一个幼童，法庭给该母猪穿上女式服装，吊死在绞刑架上。3年后，一匹马因踢伤主人而被判处绞刑。因此，无论对人类还是对动物的公开行刑，已经成为一种取悦观众的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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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张图片展示了中世纪早期的砍头机器，它们有时被称为“福尔布雷特”（字面意为“下落的木板”）。对于受刑者来说，这些盖卢定断头机的祖先是一种可怕的、缓慢的折磨。它的效率与盖卢定以及砍头利斧相去甚远，木板缓慢地、频繁地、一下一下地楔进受刑者的颈部。施刑人通常希望第一击能够使受刑者瘫痪，以确保他在整个过程中无法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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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公开羞辱和惩罚未能改变欧洲中世纪的传统，那么黑死病（1347~1350年）对欧洲的改变便是颠覆性的。此疾传染性强，广为蔓延，无孔不入。无论年龄、性别、社会阶层，每5人中就有两人染此恶疾。旧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慢慢坍塌，整个社会如一盘散沙，庄稼无人收获，腐烂在田里，店铺凋零，城镇宛如一个大墓园，犯罪活动猖獗，狂热的宗教团体认为这是上帝在惩罚罪恶的人类，他们通过自我惩罚来为整个人类的恶行赎罪。他们穿行在这个被摧毁的世界里，残忍地鞭笞自己，希望自己的痛苦能够在末日审判时拯救基督徒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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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克逊人的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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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鞭笞与惩罚对社会秩序未能产生持久影响，而黑死病则做到了。人类埋葬了逝者，开始重整破碎的文明。显而易见，劳动力（熟练技工，甚至普通农民）已变得极其匮乏，根本无法满足新的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幸存的人们很快意识到，劳动力已变得如此稀缺宝贵，以至于他们完全可以待价而沽。通货急剧膨胀，国王、贵族、地方权贵害怕丧失他们摇摇欲坠的权力，竭尽全力试图维持对经济和底层民众的控制，为此挖空心思使出种种招数。他们制定法规，规定工资与物价务必保持在1346年之前的水平；所有60岁以上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接受任何愿意付钱的人提供的任何工作；提高工资者将被监禁或罚款；若工人辞工去寻找报酬更高的工作，当局会将他们用锁链拴住，监禁并殴打，只给他们提供面包与水，直到他们吸取教训为止；再犯者，在其胸膛上烙上“V”字母（“vagabond”的缩写，意思是“流浪者”），或“F”字母（“falsehood”的缩写，代表“说谎者”）。甚至施舍穷人（食物或钱财）都成为非法。为维持旧的社会制度，各式各样的法律匆忙出炉，整个欧洲普遍颁行了禁止奢侈浪费的法规。它规定任何人穿着打扮不得高于其社会地位。法规对平民大众服饰的质料、颜色都有严格的规定。任何人必须安分守己，否则稍有逾越便会受到公开惩罚，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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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措施失效，另一个方案随之出台。由于劳工法规与禁奢法未能制服劳工阶层，英国议会在1381年通过一项新税，即年龄在15岁以上的每个人需缴1便士的人头税。民众哗然，这已是不到一年间议会第2次开征新税。再加上此前政府采取的种种严厉措施，民众的各种新仇旧恨迅速堆积，不满情绪终于爆发。肯特郡与埃塞克斯郡的农民揭竿而起，在瓦特·泰勒（Walter Tyler）和被免去圣职的牧师约翰·鲍尔（John Ball）的带领下，他们劫掠乡村，夷平了曼彻斯特城堡，横扫伦敦，对于挡道之人格杀勿论。他们洗劫了伦敦塔，并杀死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财政大臣，然后拎着两人的首级在城中街道上示众。14岁的国王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以少见的英勇接见了泰勒与他的暴民，谈判的目的是休战。幼王允诺，倘若他们放下武器就立即废除新税，赋予农民更多自由，废除农奴制，且政府不会采取任何报复性措施。但泰勒想要的是国王的性命，刺杀未遂，泰勒命殒阶下。暴民安静地作鸟兽散。无疑，理查德的话语是有诚意的，但毕竟呼声微弱，不具备法律效力，枢密院迫使国王背信了誓约。在回复农民代表时的演讲中，他说：“你们生来是农奴和农民，以后仍将如此。”显然，这并不能给农民带来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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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用来给罪犯身上烫上烙印的工具。标记通常烙在肩膀上或肩膀边缘，有时候（依据当地文化和犯人的罪行）也烙在面颊或额头。烙印是代表他或她所犯罪行的字母或标志，这使他们很容易被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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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未成年时曾一度非常开明，但中世纪政治生活的残酷现实终于使他变得和大臣们一样冷酷无情。1383年，爱尔兰的一名修道士觐见国王，当场指控兰开斯特公爵谋反。理查德是否调查此事不得而知，但他对这个厚颜无耻的修士的处置被记录了下来。“何兰德勋爵和亨利·格瑞恩尼爵士来到修士面前，把绳索套在他脖子上，绳子的另一端绑在他的同伙身上，将修士从地上吊起，肚子上拴上一块巨石，在重力作用下他被紧紧勒住，再加上同伙们的重量，绳子勒得越来越紧，使他的脊柱慢慢碎裂，在3种酷刑折磨下，可怜的人很快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