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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590年前后的一幅荷兰雕刻的细节。它是一系列展示1576年11月西班牙对安特卫普新教徒进行的大屠杀的53幅雕刻作品之一。从图中可以看到3个受害者被悬吊起来拷打。男人被用绳子系住阴茎悬吊起来，女人用绳子系在乳房上吊起，后面那个人被绳子绑住手腕。受害者所承受的极大痛苦已经在图片中展示得淋漓尽致，无须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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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理查德二世统治末年（1399年），政府对各种轻微犯罪已完全失控。为了惩罚那些顽固不化、禀性难移的惯犯，几乎所有的英格兰城镇乡村都建有足枷装置。和过去一样，足枷是一种非伤害性惩罚，它满足了民众对公开惩罚场景的观赏欲望。还有一种“套脖”（Jaggs）刑具，其公开性稍逊于足枷，但效果相差无几。它由一根固定在当地教堂墙上的长链和连在链子上的铁项圈组成。犯错的人，尤其是违反教会法规的人，被长时间锁在这个刑具里，让他在这里思过忏悔。类似的铁项圈和禁锢器械广泛运用于城堡的地牢里。在卡丽莎城堡（Carlisle Castle），连在项圈上的铁链非常短，以至于如果犯人不慎从石板床上跌落，难逃被当场勒死的命运。为了防止类似悲剧发生，有些地方专门把犯人的腰部、手腕或脚踝用铁圈固定在墙壁上——这样犯人就不会从床上滚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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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装置用来锁住犯人的颈部，用绳子拴在墙、柱子或类似的固定物上。无论在公开场合（如教堂或城市广场）还是私下场合（如监狱或地牢），它通常都是一种与其他刑罚结合使用的残酷禁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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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足枷与锁链外，还有专门为教训一下那些令人讨厌的泼妇而设计的装置。“大便椅”（Chucking stool）用来惩罚泼妇和刻薄的家庭主妇——把那些不停唠叨满嘴抱怨的庸俗女人绑在椅子上游街，让她们忍受路上看热闹行人的嘲笑辱骂以及投掷来的垃圾。为尽可能地羞辱她，椅子的底部是空的，在坐上去之前，特意撩起她的裙子，这样让她的屁股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各式各样猥琐的目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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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泼妇还有另外一招，即“泼妇笼头”（Scold’s Bridle）。把一个丑陋不堪的小铁笼子，用皮带固定在女人的头上，头盔的面部有一个向里伸出的铁塞口，正好塞在嘴里，使受刑者无法口吐恶言。该装置通常导致面颊、舌头严重割伤。一旦固定好笼头，她将被游街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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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水椅”（Ducking Stool）用来对付更为顽劣的女人。它专门用来惩治道德败坏的女人和“大便椅”仍然威慑不了的多嘴女人。“浸水椅”悬浮在当地的臭水塘里，给被绑在凳子的女人上了一堂免费游泳课。倘若她被疑为女巫，那么浸在水中的时间会更长。在此过程中，倘若她在水中浮起（就像洗礼之水那样，在这里，池塘的水是神圣之水的隐喻）——意味着水拒绝接受这个邪恶之人；若她沉没，代表被水接纳，表明是无辜的，等最终判决出炉时，她可能早已淹死，但至少死得清白。15世纪，颈手枷也广泛使用。那些打架斗殴、长期酗酒、传播谣言（尤其是针对政府官员或贵族家庭）、诽谤、公然违反公平交易规则的人，通常会被带枷示众。他们的头和手固定在颈手枷的木框中，暴露在公众蔑视的目光中，时间长短不等，少则数小时，多则几天。对于那些有工作能力而坚持以流浪作为生活方式的人，标准刑罚是把犯人脱光，绑在马车后面，拖拉着他穿街过巷，一路上不停地鞭打他，直到鲜血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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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5世纪，处决死刑犯最常用的方式是绞刑（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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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片展示了对穷人家中过于懒惰的妇女的惩罚，它和“大便椅”相似，真正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来自被孤立以及暴露于公众的嘲笑中。“大便椅”刑罚一般在公开的交易广场进行，而这里是济贫院的公共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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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我们从19世纪的老照片和西部电影中看到的绞刑不同，犯人不是忽然从地板上的活动板门跌落，折断脖子瞬间死亡。19世纪中期之前的所有绞刑都是缓慢的、痛苦的、可怖的事情。犯人不是掉进活动板门，而是被直接吊到空中，他在绞索里不断挣扎，直到窒息而死。对于那些健壮之人尤其是颈部肌肉发达的人，痛苦的折磨可长达20分钟。和早期不同，到15世纪，对死刑犯施行绞刑不再是王室法庭的专利；所有村镇都设有绞刑架，通常处决那些犯了谋杀、大宗偷盗、从当地民兵团开溜、伪造、纵火以及其他罪行的人。虽然这些绞刑台始终事务繁忙，但仍满足不了公众对司法的需求。1429年，一个受到谋杀罪名指控的女人，被当地一群愤怒的女人逮住并采用私刑处死。这是英格兰有记录的首次未经任何审判而绞死一个人。虽然司法手段简单粗暴，但是英格兰社会结构仍在经历更为深刻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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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克逊人的鞭刑与烙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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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455年到1485年的30年间，英格兰贵族陷入内部争战，即著名的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为争夺王位，兰开斯特家族（House of Lancaster）和约克家族（House of York）以及各自家族的雇佣兵大打出手。战争横扫英格兰乡村，权力的天平忽起忽落，王位多次易手，直到相关贵族家族的血脉被屠杀殆尽。1485年8月，声称自己为兰开斯特家族血统的最后幸存者的亨利·都铎（Henry Tudor）率领着一支军队，在博斯沃思战役中打败了国王理查德二世的军队。亨利·都铎（即亨利七世，Henry VII）初登王位时，整个王国的秩序荡然无存。在他即位几个月后，一个威尼斯驻英国公使如此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盗贼和抢劫犯如过江之鲫，除了大白天，很少有人敢冒险在乡村行走，在城镇，夜行者更是少之又少，在伦敦的夜晚，行人几乎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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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动荡的几十年间，地方司法机关之腐败几乎超乎想象。只要能弄到钱，他们就随心所欲地陷害无辜，释放危险罪犯。在腐败尚未波及的地方，不称职的无能之辈比比皆是。为防止大规模的不公正现象侵蚀社会肌体，教会通常为请求保护的人提供庇护。即使那些未寻求庇护的人也可以通过托称“受益于神职人员的身份”而逃脱惩罚——也就是说，不管受指控的人是否被授以圣职，只要他宣称服务于上帝即可。在一个除了神职人员之外普遍是文盲的世界里，唯一可以证明神职人员身份的，便是吟诵圣经《诗篇》（Psalms）第51篇的首句：“上帝垂怜于我，用你的爱与善，用你如海的怜悯仁慈，洗去我的罪与污。”狡黠的罪犯提前花心思记住这几句，并手握圣经，装模作样地读出来。这一切的后果便是世俗法庭失去对神职人员的控制。教会法庭没有处决权，甚至很少有监禁权，忏悔与苦行成了教会里唯一可行的惩罚——除此之外的任何惩罚，都应由上帝来施行。从此以后，很多人借此合法地成为了神职人员，从而为罪犯提供了一个逃脱法律制裁的巨大漏洞。不过这对亨利七世和大法官而言，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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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七世对法律系统采取的第一个补救措施，是限制一个人使用宣称受益于神职人员身份进而免罚的次数，超过限定次数则交由世俗法庭审判。为了防止疑犯在教会法庭上掩盖过往罪行，亨利规定，那些宣称受益于神职人员身份从而寻求豁免的人，需在大拇指上打上烙印。在罪行确定后，将犯人的手指用绳索绑紧，用烧得赤红的烙铁摁在手指上，随着一股烟雾从烧焦的皮肉上升腾，施刑人向法官报告：“尊敬的阁下，这是公正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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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亨利七世于1509年去世后，他的儿子即经历了多次婚姻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继承王位。承袭其父改革之志，他宣布，任何被指控在公路或教堂里谋害他人者，不得使用神职人员身份以求豁免，这使他们有可能遭受死刑。很快，他又使神职人员司法豁免权失效的范围扩大到数种罪行：所有形式的谋杀、海盗行为、强奸、绑架以及任何形式的渎神罪。随着年岁渐长，亨利的性格由早年的阳光变得刻薄寡恩，他陷入了与教皇长时期冲突的泥潭里，事情起因于教皇拒绝允准他离婚。他阴沉沮丧，并很快把坏情绪发泄到臣民身上，所有的惩罚都变得更加离奇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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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水手和他的妻子被指控从一艘船上偷了一箱属于国王的金子的时候，亨利命令用铁链把夫妇绑住，悬吊在泰晤士河的河堤上，当河水涨潮时，他们慢慢被河水吞没。一个伦敦塔的守卫被怀疑是这对夫妇的同谋，被以同样的方式吊在伦敦塔的墙上，慢慢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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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流浪汉、无业游民以及无家可归者总是让亨利烦恼不已。游手好闲者总是有大把的闲暇时间，因此更容易制造事端，煽动叛乱。旧有的法律对懒汉们的处罚通常是让他们吃一顿鞭子，此时作了些修正，比如用烙铁烙他们的右耳，使其一辈子都忘不掉。再犯者就要与绞索亲密接触了。对更严重的罪行则使用更富想象力的酷刑，例如拔舌、砍掉双手或者——让人联想到古罗马最暴虐的酷刑——烹煮（Boiling）。当1531年罗彻斯特主教死于食物中毒时，他的厨子被指控投毒谋害了他。在伦敦的史密斯菲尔德马市（Smithfield Horse Market），这个厨子被扔在一大锅沸水里活活煮死，甚至未获允许做临终忏悔。这一年，同样的酷刑还曾在别处使用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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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个笼子自从16世纪早期便悬挂在德国明斯特大教堂的圆拱上。违法者将被置于露天的笼子中脱水、饿死。公开展示他们可以警告其他社会成员，亦可以宣扬教会和城市政府对其民众的支配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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