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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习难改的酒鬼大都会被迫戴着这种颈手枷公开示众，受人嘲弄。主要有两种样式的“酒鬼斗篷”：木桶底部是封闭的，受刑者被浸泡在大小便或者腐臭的脏水之中；另一种的底部则是开放的，所以受刑者可以走动，也会被人牵引着在大街小巷示众，当然，受刑者的肩膀所要承受的重量是极大的，令人非常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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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与罪行相对应的例证还有很多，例如，被判为异端的犹太人会被关入大牢，而他获得的食物则是猪肉；若某人做伪证或违背誓言，那么他穿的衣服上则会被缝上一块舌头形状的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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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叛国罪的人则会被处以更严重的惩罚。1604年，即詹姆士国王登基的第2年，盖伊·福克斯（Guy Fawes）和一伙天主教阴谋家在议会大厦下偷偷埋藏了大量火药，其数目不低于24桶，但最终东窗事发了。詹姆士下令，要严格而缜密地审问福克斯，而且“如果他不认罪的话，就先对他施以最轻微的刑罚，以此类推，循序渐进，直至最重的酷刑，上帝也会同意这一义举的”。福克斯受到了何种“轻微”的拷打尚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与同伙一起被处决之前，他肯定受尽了种种酷刑的折磨。尽管巴宾顿谋反案后，伊丽莎白一世已经废除了绞刑、挖出内脏和分尸，福克斯及其同伙还是被处以绞刑，并被公开分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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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刑也是一种大众娱乐活动，而且由来已久，分布甚广，詹姆士国王则极大完善了绞刑的实施细则。很快，伦敦又出现了绞刑——这似乎是当时的一种便捷的处决方式。此后的绞刑均在伦敦的泰伯恩刑场执行——该刑场位于伦敦现在的大理石拱门（Marble Arch）附近。如果你要举行大规模的公众活动，你当然希望民众们知道这一活动在何处举行；在泰伯恩刑场执行绞刑便是基于这一考量。刑场里的露天看台正是为这些民众而建，其中每个座位的定价不仅取决于座位与受刑者的距离，还取决于受刑者的重要性。即将受刑的犯人会被装进大车，然后从监狱押至泰伯恩刑场，途中会在教堂停一次车，神父会在此要求犯人作临终忏悔。第2站则是设在刑场的圣贾尔斯济贫院，将死之人在此会获得最后一杯啤酒。有些时候，如果法官认为简单的绞刑便宜了某些罪大恶极之人，那么犯人会被用链条吊起来，或者被锁在人形的铁笼子里，再吊在绞刑架上，犯人最终会因风吹日晒和缺水而死。少数情况下，某些同情犯人的路人会直接枪杀犯人以结束其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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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装置能用绞盘将受刑者“拉长”，有多种资料表明，受刑者能被拉长5英寸或者12英寸，这一长度确实不可思议，会导致手臂和腿上的每一个关节都被拉伸得脱臼，脊柱上的每一个骨节都会碎裂，当然，这也会将四肢、胸部、腹部的肌肉扯下、分离。无须太多介绍，这导致的后果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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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18世纪末，这种铁木结构的笼子依然遍布于欧洲的许多城镇，常被挂在城镇大厅、宫殿庭院、法院、大教堂或城墙的外面。全裸或几乎全裸的受刑者被锁在笼子里并吊起来。他们常死于饥渴，冬季还要遭受风暴与严寒，夏季则会被晒得中暑或晒伤；为了强化警示效果，受刑者一般此前已经受到过毒打。笼中的尸体会逐步腐烂，骨头则会散落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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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年，查理一世继承了其父詹姆士的王位。新国王有一些新主张，例如，他独断乾坤而不与议会协商，这是有违传统的，不过，他对犯罪和刑罚的主张却有开明的、自由主义的色彩。烙刑已经大幅减少，其他酷刑也多有降低，而且，对犯人进行刑讯逼供也成为违法行为——尽管按《大宪章》的条文来看，刑讯一直都是违法的——不仅如此，在泰伯恩刑场实施的绞刑次数也锐减，由每年的150次左右减少到约90次。不幸的是，议会对查理带来的自由主义的法律并不感冒，却因他的统治绕开了议会而耿耿于怀。法院、议会同清教徒实现了联合——后者是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毫无兴趣。一位属于贵格派的国会议员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极其强调自由而有违清教信仰，1634年，他因信仰问题而被判处终生监禁。他还被处以颈手枷之刑，而且削去两只耳朵，还烙上“SL”两个字母（意为“煽动叛乱者”）。其他的贵格派信徒中，安妮·奥克兰（Anne Auckland）被判处在下水道服刑8个月，詹姆斯·帕内尔（James Parnell）则被监禁于一个离地12英尺的墙洞中。在查理一世看来，酷刑或许是违法的，但在清教徒眼中，标准化的司法程序必须以酷刑作为惩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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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装置名为“赌徒的念珠”（The Gambler’s Rosary），一些地区会用它来公开嘲弄某些人，他们被迫戴着这样的饰物，被驱赶至有集市的街道示众，烟鬼和赌徒常会受到这一刑罚。这不仅会让人颜面扫地，而且一般来说也会较疼痛，有时疼痛难忍，甚至使人丧命。与此类似，酒鬼和黑心店主的脖子上则会被挂上木质的笨重“项链”或石质的“瓶子”，或同样重的“秤砣”或者巨大的“硬币”。据说，人们会将偷猎者非法猎捕来的动物的尸体，用铁链挂在偷猎者身上，若想将它取下来，那要等到猎物的尸体腐烂碎裂了（这在夏天较为有效）才行，同时，偷猎者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也会被切掉——这样他们便再也不能射箭了（或者无法扣动滑膛枪的扳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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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40年代早期，议会派控制了政府并向国王宣战。即使是在内战战火燃遍英格兰之时，清教徒们依然坚守着严格的道德准则，议会也专门制定了严苛的法律，任何似乎违反这些准则的事物均会受到惩戒。婚外性行为被视为非法行为，通奸罪也成为一项重罪。1648年时，若某人被发现是戏剧演员，那么他会被公开施以鞭刑，任何一个参加戏剧演出的人也会被课以罚款。斗鸡之所以也成为违法行为，不是因其残酷性，而是因为斗鸡“常常会伴随着（赌博）、酗酒和咒骂”。很快，任何参与各种娱乐活动的人都可能被戴上足枷、颈手枷，有时还会被鞭打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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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咒骂、渎神、玩牌、赌博，还是周日时做买卖、不去教堂，甚至连“在礼拜日走路时显得趾高气扬或对神不敬”，依照法律，这些行为都当罚以重金或受到公开惩处。当时有一个名为詹姆斯·内勒（James Naylor）的极端主义者，他不是清教徒，他宣称，他自己就是上帝，而未婚情侣只要一起去过同一座教堂就可以发生性行为。他受到的处罚是：首先，他被判处在宫殿庭院中戴颈手枷示众；然后，被驱赶着在伦敦的大街小巷游行示众，一直到旧谷物交易所（Old Corn Exchange），一路上他会不断受到鞭笞；两天后，他再次被带至谷物交易所戴枷示众，随后他的舌头被凿穿了一个贯通的洞，并烙上了字母“B”（意为渎神）；此后，他又被押运至布里斯托尔城（Bristol），并再次受到鞭刑，然后囚禁于布赖德韦尔监狱（Bridewell Prison）。我们尚不清楚他被关了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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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年，议会处决了国王查理，建立了以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为首的新政府，开启了司法改革的新局面。为了更好地折磨英格兰的每一个人，克伦威尔很快查封了许多酒馆。与古往今来的一切独裁者一样，克伦威尔以及清教徒都需要某些令人生怖的对象，来使民众心惊胆战而变得易于驾驭。他们虽已将天主教和隐秘的保王主义者树立为这种对象，但他们仍需要某些更普遍的对象——能够营造出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慌，使每个英格兰人都战战兢兢。他们认为，女巫是魔鬼的爪牙，宣扬女巫的威胁似乎能极佳地达成以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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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4年，教皇英诺森八世（Pope Innocent VIII）规定，猎捕女巫符合基督教的教义，而在此之前，巫术一直被看做是令基督徒心存畏惧的大敌。同年，教皇发布敕令，允许西班牙设立独立的宗教裁判所，但该敕令关注的焦点是巫术。他在该敕令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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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听闻这些消息时实际上为时已晚，但这些辛酸的苦楚依然使我们苦恼……许多男男女女并不热心于自己的得救，以至于偏离了基督教信仰，而将自己委身于魔鬼、男梦魔和女梦魔（即雄性和雌性的恶灵）……在人类大敌的煽动下，他们做了人见人厌的坏事，犯下了最下流、最可憎的罪行，还有最肮脏的荒淫行为，这对他们自己的灵魂有极大危害性，他们的行为不仅激怒了神圣的上帝，也成为丑闻的源头，也是所有人的公敌。……谨以使徒的权威，我们裁决并下令……宗教审判官获得授权，有权对任何犯下所列罪状的人进行正义的矫正、监禁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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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的这份敕令言辞激烈，读之令人心惊胆战，赋予了宗教裁判所以充分的宗教权力，是对后者的有力支持。圣经中《出埃及记》（Exodus）第22章第18节记载：“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等人也要求人们反对邪恶而危险的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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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战胜那些异端者的胜算，教皇英诺森派遣了两个来自德意志的多明我会（Dominican）修士——海因里希·克雷默（Heinrich Kraemer）和约翰·斯普伦杰（John Sprenger）——到德意志北部地区进行调查，因为该地的巫术似乎极其猖獗。克雷默和斯普伦杰依靠所获的特别授权完成了他们的新任务；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灵活地利用世俗法和教会法，他们同时也是顽固的狂热分子，极度厌恶女性。在他们调查期间，克雷默和斯普伦杰编纂了一本日后被猎巫者奉为圭臬的书，即《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该书的全名意为“如同最有力的长矛，女巫之锤会给女巫及其异端邪说以毁灭性打击”。《女巫之锤》不仅指导猎巫者如何进行询问和折磨，还细致地解释了巫术是如何运作的。“所有的巫术都来源于那些淫欲无节制的女性，她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而与魔鬼交配”。在克雷默和斯普伦杰看来，魔鬼会以能激发女人性快感的各种样貌出现在她们面前，从而诱使她们成为自己的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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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木刻画描述的场景是三个被指控为女巫的人正被活活焚烧，恶魔正从其中一人的口中飞出或正要飞入。虽然这一场景令人毛骨悚然，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是，在当时的人眼中，这一场景中的处决方式是很仁慈的，她们遭受的火刑最终会帮助她们获得永恒的拯救。我们也注意到，右侧是“女巫的安息日”（Witches Sabbath），后面则是比较仁慈的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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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作者一样，《女巫之锤》的作者也详述了他们眼中的女巫有多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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