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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美国的处理方式是简单把它附在正文之后，并明确说明正文中的替代或删除部分。其他国家一般直接修改正文，并说明具体条款的修正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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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刚性”与“柔性”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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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rigid）与“柔性”（flexible）宪法是英国政治学家布莱斯（Bryce，1901）首先提出的区别。这个概念比较容易引起误解，因而需要特别澄清。所谓“刚性”宪法，就是指修正程序比普通立法修改程序更为严格的宪法；所谓“柔性”宪法，指的是普通立法机构就可以按照立法修改程序而进行修宪的宪法。显然，柔性宪法比刚性宪法更易于作出明文修正，因而布莱斯称之为“柔性”。对于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的优劣之比较，参见王世杰、钱端升，1997：9—12。但除了把某些宪法性的立法作为“宪法”的英国之外，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严格意义上的“柔性宪法”国家。几乎所有的成文宪法国家都只有“刚性宪法”，因而这一区别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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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是指修正程序比普通立法修改程序更为严格的宪法，“柔性”宪法是指普通立法机构就可以按照立法修改程序而进行修宪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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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注意两点：第一，即使是所谓的“不成文宪法”也不一定是“柔性宪法”，因为如果不是指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议会立法，而是指未曾落实到文字的基本习俗与惯例，那么“不成文宪法”不是通过议会的明文修正，而是通过其他机制——如司法解释——而修改与发展的，因而其“刚柔”程度取决于其他修改机制的难易程度。第二，更重要的是，“刚性”并不一定表示宪法的意义就难以修正，因为尽管宪法的文字不变，宪法的意义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等机制而发生变化。美国联邦宪法是极端“刚性”的宪法，但在过去两百多年中，美国宪法的意义在不断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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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宪法文字不变，宪法条文的意义仍然可以通过司法解释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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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此定义“刚性”与“柔性”是不幸的，因为它占用了两个本来可以用来更有用地表征宪法性质的词。某些宪法条款是“硬性”的具体规定，例如18岁以上的公民就有选举权——要改变年龄限制，只有通过明文修正，司法机构几乎没有余地进行“创造性解释”，且它们不会随着时代与场合的变化而改变其意义。有些条款则是“弹性”或宽泛的，例如美国宪法第一章第八节中的“州际贸易条款”，其中“州际贸易”可能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其范围；或者对什么是“必要与合适”的法律，在不同时代可能有不同理解。然而，以上所说的“弹性”和“柔性”并不是一回事。为了避免混淆，应当慎重使用“刚性”与“柔性”这些词，尤其是不要把这些概念和宪法的“弹性”（英文中同样也是flexibility）程度相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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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刚性”和“硬性”、“柔性”和“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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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区分“刚性”与“柔性”宪法的意义主要在于界定修宪权与宪法审查权。在成文宪法中，某些宪法（例如中国宪法）比其他国家的宪法（如美国宪法）更为“柔性”（更容易进行明文修正），表明前者的修宪机构（如全国人大）能更有效通过明文修正，来纠正其他机构——如未来的立法审查机构——对宪法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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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宪法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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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般法律类似，宪法也分享规范性、普适性和公共性等法律的基本特征，但同时又有其性质所决定的不同于普通法律的特点，有些特征（例如宪法的授权性）甚至与普通法律正好相反。从以上对宪法结构的介绍，读者应能体会出宪法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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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法是“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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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和行政法一样同属于“公法”。宪法的主要任务是规定国家机构的组成、国家权力与义务的划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属于“公法”领域。承担宪法义务的主体是国家与政府机构，而不是公民个人或私人机构。美国宪法第二章规定了总统的执法权力，并要求他“如实地实施法律”；执法固然是一种权力，但它又是总统的法律义务，且总统的执法权被严格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由选举产生，向人民负责并接受其监督，表明人大代表对其选民负有义务。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所行使的职权包括“修改宪法”、制定与修改“基本法律”、选举正副主席以及最高法院院长与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等官员。这些固然也都是全国人大的专有权力，但同时也是它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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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任务是规定国家机构的组成、其权力与义务的划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属于公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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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宪法权利条款为公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同时也进一步限制了政府权力，或者说是增加了政府必须尊重与保护公民权利的义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侵犯言论与新闻自由”；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财产是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除非以合法形式建立的公共需要明确要求，且在公正补偿被事先支付的前提之下，任何财产皆不可受到剥夺”；中国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这些条款都限制了政府通过合法形式影响公民自由的权力。它们对政府施加义务之事实，也表明宪法是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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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希望读者在此能确立下列观念：宪法是“最高”的，是“神圣”的，但不是万能的；事实上，只有承认宪法“有所不能”，才能保证宪法“有所能”。虽然宪法的精神必须被贯彻到这些法律的解释中去，但宪法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干预广大的私法领域，而是保证政府在所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权力，并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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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不是万能的，不应干预广大的私法领域。只有承认宪法“有所不能”，才能保证宪法“有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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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公法”与“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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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2年的《法理学讲义》中，奥斯汀首先区分了公、私法，并指出了公法的两大组成部分：宪法与行政法。所谓公法（public law），就是关于公共权力机构的设置、官员组成及其产生方式、机构的权力及其限制等方面的法律。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及其相互作用方式、政府与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也都属于公法内容。所谓私法（private law），就是分配私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法律，不直接涉及公共权力的行使。当然，这并不是说私法就和政府没有关系；作为“法”，它的制定、修改、解释与实施都必然是政府有关机构的事务。但在这里，政府并不是作为当事人直接参与私法事务的管理，而是作为一个中立的立法者、执行者或审判者，为私法争端的解决提供一种法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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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律一般是义务性的，因而区分公私法诉讼的一个简便标准是看被告（而非原告）的性质。宪法和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例如行政诉讼的被告必须是公共机构（具体界定各国有所不同）；合同法、民事侵权法、公司法等民商法则是典型的“私法”，其被告必须是以私人身份坐在被告席上。但在这两者之间，不少法律的公私性质却不那么容易确定。例如虽然政府直接参与刑事起诉，但刑事被告是私人，因而如果按照被告标准来划分，刑法就成了“私法”。尽管总统或其他国家官员也可以因违法犯禁而成为刑事被告，他们这时不代表任何国家职能，而完全以其个人身份成为被告，例如在1974年的水门事件中，尼克松虽然还是美国总统，却被合众国以参与阴谋和妨碍正义告上法庭。[2]事实上，按照法国法院体系的二分法，刑事庭和民事庭同属于一个系统，负责处理私法诉讼的“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也包括刑事庭，而负责公法诉讼的行政法院则自成一体。然而，刑事诉讼经常涉及刑事正当程序问题，而这在许多宪政国家可以说是头等重要的宪法问题；以美国联邦宪法为例，《权利法案》中有将近一半的条款规定了刑事被告的沉默权、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获得相关证人并当庭对质的权利、公正和及时审判、不受残忍与非常处罚等一系列权利。如果刑事起诉侵犯了被告的宪法权利，被告可以反诉或上诉政府的起诉；这时，政府相当于转变为被告，原来的刑法问题则转化为一个宪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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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公私法诉讼的一个简便标准是看被告的性质，公法诉讼的被告必须是国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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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虽然读者应该明了公私法的性质，但是区分公私法或许并非如此重要，何况诸如刑法、经济法、环境法和物权法等重要法律都融合公私两种不同性质于一体。事实上，即便纯粹的私法也完全可能产生宪法问题。首先，私法规定本身可能违宪（为什么？）。物权法一般被认为属于民法领域，但是如果物权法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规定了不同的法律地位、权利或义务，那么显然可能违背中国宪法第33条所规定的平等原则。其次，即使私法本身没有问题，私法诉讼也完全可能出现宪法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1964年的里程碑案例——“纽约时报案”，[3]其中地方官员起诉《纽约时报》侵犯名誉并索求赔偿，因而是一场民事诉讼。但是由于这个案件涉及如何界定诽谤法和言论自由的边界，因而构成了重要的宪法诉讼。在1824年的里程碑案例——“航运垄断案”，[4]原告和被告都是私人，其中一方获得了纽约州通过法律授予的航运垄断权，另一方则依靠联邦的航运执照，因而完全是私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但是由于联邦法律和州法授予的权利发生冲突，法院需要界定联邦贸易权力的边界，而这也是一个宪法问题。因此，几乎任何法律纠纷都可能产生宪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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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由于政府广泛干预社会与市场经济，公法与私法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政府对某些行业的直接垄断以及行政合同的大量发展，使界定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发生困难。且同一部法律——比如证券交易法或环境保护法——经常同时具有公私两种不同成分：就私人企业必须符合立法义务的意义上说，它是“私法”；但政府调控必须符合一定的行政程序和实体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公法”。尽管如此，公私法之间的基本界限仍然受到普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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