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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重庆谈判后，召开第一次政协会议，提出宪草修改原则。国民党难以接受，后经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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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修正表明国民党在制宪问题上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修正后的宪法草案比《五五宪草》更能体现民意。在宪法草案被提交国民大会之后，蒋介石自己公开承认：“总统权力过分集中，必致形成极权政治，而有害于国家民族。”“在人民还不能自己掌握和巩固政权的时候，要完全信赖行使治权的人来尊重政权，这究竟是一种非常的冒险。”（引自荆知仁，1984：455—456）因此，他也认为《五五宪草》是不适用的。然而，在最后制定宪法的过程中，某些重要的修正意见并没有反映到宪法中去。结果，和《五五宪草》类似，1946年宪法基本上是一部“国民党宪法”，而不是“中国宪法”。由此可见，共产党和其他少数党派的实质性参与对制定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宪法发挥着关键作用；没有不同党派的独立参与，宪法就沦落为一党专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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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在最后制定过程中并未吸收修改意见，因而仍旧是“国民党宪法”。没有不同党派的实质性参与，宪法就沦落为一党专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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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治产物的完成：《中华民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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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大组织法和代表选举法，国大代表包括三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监委460人，政府指定者240人，选举代表共1200人，其中区域代表655人，职业代表380人，其余为少数民族及军队特种选举代表。后来共产党与民盟认为选出的原有代表已历经多年，不能代表新的民意，因而主张重新选举。各派讨论后接受了王云五的建议：选举产生的区域代表和职业代表1200人不变，但把国民党和政府控制的700名代表重新分配于各党派和社会贤达。经过协商，分配结果为国民党220名，共产党190名，民盟120名，青年党100名，社会贤达70名。共产党同时主张在召开国大前改组国民政府，但这项提议始终未能达成妥协。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将采取名副其实的委员会制，由40名委员组成。一般议案需出席委员过半数提出，涉及变更施政纲领的议案则需出席委员的2/3以上多数才能提出。国府委员的名额由国民党占一半，其他各党及社会贤达占一半。共产党坚持其与民盟的名额必须合占14名，以构成1/3的否决力量，但遭到国民党反对。协议失败后，共产党和民盟宣布退出政协，拒绝参加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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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代表分配名额，国共协商失败，共产党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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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国共双方在接管东北日占区发生冲突，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矛盾进一步深化。在美国斡旋下，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但终未能弥合国共关系的裂痕。南京政府宣布将召开国大的日期延迟到11月，遭到共产党抗议。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85%的代表是国民党员，共产党与民盟没有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主席胡适接受了宪法草案，并开始审议。国民大会对宪法草案的审议经过了三读程序，其中对某些问题的争议相当激烈。在151条草案中，维持了104条，修改了四十多条，增加了27条。1946年底，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定于1947年元月1日公布，并于12月25日开始施行。这部宪法最后是在没有共产党和民盟参与下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五五宪草》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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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大会在没有共产党参与下通过宪法，基本上回到“五五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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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宪法共十四章175条。前言仍说明宪法是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第一章“总纲”第1条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虽然三民主义是国家宪法的基础，但“民主共和国”一条的加入淡化了其党治特征。第二章第18条，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宪法权利和自由仍采取间接保障，法律可以加以必要限制；然而，基本精神仍然是保障而非限制，因而第23条又规定了对法律限制之限制：“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第三章对“国民大会”的规定基本上和《五五宪草》相同，并未采纳以后修正案的体制。且国民大会现由总统召集，在总统任满前90天集会。由于总统任期为六年，这意味着国大常会为每六年召开一次，且宪法也没有规定每届国大的会期。由此可见，国民大会的职能进一步弱化，其主要作用限于选举正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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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职能进一步削弱，成为选举总统的专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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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宪法没有像宪草那样规定“中央政府”一章，然后在各节中规定总统和五个院，但“五权宪法”的实质并未改变。第四章至第九章规定了总统和五院结构，和《五五宪草》类同，且总统仍然具有很大权力。对于“五权宪法”制度的主要修改是强化了立法院的职能，并使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从而形成了责任内阁制（第55条）。立法委员由直接选举产生，每年开会两次，自行集会（第62、68条）。因此，立法院现在相当于一个议会，且宪法取消了立法院向国民大会负责一条；事实上，会期间隔如此之长的国民大会也无法保证任何机构向它“负责”。行政院的院长由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有义务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报告，立法委员有权对行政院长及各部会首长提出质询（第57条）。如果立法院不同意行政院的重要政策，可以通过决议要求行政院变更之；行政院则可以经总统核可，把决议移请立法院复议；如果2/3以上的出席立法委员维持原决议，行政院长应立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而没有提请解散立法院的权力。行政院长可以选择辞职或接受议会的变更决议，这可算一项制度创新。在责任内阁制国家，由于内阁必须代表议会多数，因而在两者发生重大分歧时必须辞职。行政院长之所以可以选择接受议会的变更决议，是因为行政院和立法院是两个不可兼任的独立机构，因而行政院虽然向立法院负责，却并不和立法院为一体。这表明五权宪法制度不全同于英国的责任内阁，而和美国的三权分立仍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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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相当于议会，结合了内阁责任制和三权分立制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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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法院的规定与《五五宪草》类似，司法院复旧解释宪法，法官则明确获得了终身职位（第78、81条）。司法院的正副院长和大法官皆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而获得任命，因而监察院具有美国参议院的部分职能（第79、80条）。事实上，和1913年以前的美国参议院类似，监察院由各省、直辖市议会和蒙、藏地方议会及华侨团体选举产生，任期6年，可以连选连任（第91、93条）。监察院分若干委员会，监督行政院及其各部会的工作，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纠正案，并对有违法或失职行为的中央及地方公务员提出纠举案或弹劾案（第96、97条）。监察还设有审计长，由总统提名并经立法院同意而获得任命，负责审核行政院所提出的决算案（第104、10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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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宪法加入了第十章“中央与地方之权限”。第107条列举了中央立法并执行的事项，第108条列举了中央立法并执行或委托省县执行的事项，第109条列举了省立法并执行或委托县执行的事项，与1923年宪法颇为类似。第110条还专门规定了11条由县立法并执行的事项。对于未列举的事项，其调控权力根据其性质而加以划分：具有“全国一致”性质的属于中央，具有“全省一致”性质的属于省，具有地方（县）性质的属于县，立法院解决权限争议（第111条）。这事实上反映了孙中山的“均权主义”思想，即中央与地方事权按照事务的中央或地方性质划分，而不绝对偏向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由此可见，虽然1946年宪法名义上仍是单一制，实质上带有相当浓厚的联邦制色彩。第十一章规定了“地方制度”，各省可以召集“省民代表大会”，根据省县自治通则制订省自治法，但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第112条）。各省设省议会和省政府，省长和议员均由省民选举产生（第113条）。这些规定也是吸收了1923年宪法的地方自治原则。省自治法制订后报送司法院审查，由司法院宣布违宪条文无效（第11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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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名义上仍是单一制，实质上带有相当浓厚的联邦制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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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均权主义”和联邦主义有何异同？参见本书第四章“库利原则”。由立法院而非司法院解决立法权限的争议可能会产生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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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紧急状态权力——《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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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宪法并未增加总统的“紧急状态权力”。第39条规定，“总统依法宣布戒严，但须经立法院之通过或追认；立法院认为必要时，得决议移请总统解严。”第43条规定，如果遇到“天然灾害瘟疫”，或国家经济财政上发生“重大变故，须为急速处分时”，总统可以经过行政院会议之决议，在立法院休会期间按紧急命令法发布紧急命令，并在发布命令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时，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为了对付国共内战和经济危机，1948年3月的国民大会按照制宪程序，3天内完成三读程序，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又称“战时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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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付内战和经济危机，国大匆忙制定了“战时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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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之一王世杰指出，南京政府面临着宪政和内战这对矛盾。如果按照宪法规定的权限，那么政府可能难以应付战争的危机；如果只是考虑战争的需要，则将不得不“蔑视宪法或曲解宪法条文”。（引自张国福，1991：425—426）当时商量的补救办法包括修改宪法，或由大会采取决议案授权总统处理战乱，而不修改宪法。修改宪法受到一些代表的反对，认为可能有损宪法尊严；大会决议案则不可能和宪法具有同等效力，因而不可更改总统的宪法权限。提案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不修改宪法，但按照制宪程序采取临时性条款，在战时扩大总统的紧急处分权，战后失去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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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按照制宪程序采取临时性条款，在战时扩大总统的紧急处分权，战后失去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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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条款》第1条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第39条或第43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第3条规定：“动员戡乱时期之终止，由总统宣告或由立法院咨请总统宣告之。”并不十分确定的是，在立法院“咨请”以后，总统是否有义务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结束。1948年8月，蒋介石利用《临时条款》的授权，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等一系列经济调控法令，并于12月宣布全国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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