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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基本法》允许联邦制定立法，由各州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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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邦内阁可在参议院同意下颁布普遍行政规章。（3）联邦内阁应实行监督，以保证各州按照所适用的法律来执行联邦立法。为此，联邦内阁可以向各州最高权力机关派遣专员，并在［各州政府］同意下，或在其拒绝同意、但在参议院同意下，向下级权力机关派遣专员。（4）如果在［各州］执行联邦法律的过程中，联邦内阁发现各州未能克服现存的缺陷，那么在联邦内阁或有关州的请求下，参议院应决定该州是否违反了法律。参议院的决定可在联邦宪政法院受到挑战。（5）对于联邦法律之执行，在获得参议院同意时，法律可授权联邦内阁对特定案情发布个别指示。除非联邦内阁认为事态紧急，这类指示应被发布到州的最高权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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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德国不仅允许联邦制定法律、各州执行法律的合作模式，而且还授权联邦政府对各州执法进行广泛的监督。不仅如此，根据1969年修宪所加入的“合作联邦主义”（cooperative federalism）原则，联邦还有义务在各州之间采取“财政均衡”政策。《基本法》第104a条第4款授权联邦政府“为了防止整体经济平衡之波动或在联邦领土内均衡经济能力之差异，或促进经济增长，可为各州、社团或其联盟的特别重要投资而授予各州以财政援助”。第107条第2款规定联邦有义务“保障财政强州与弱州之间的合理均衡”，并通过法律“从联邦基金中拨款给财政弱州”，以保证各地人民实现大致均衡的生活水平。为此，联邦政府可以通过法律要求富裕的州交纳一定数量的财政均衡资金，以利在各州之间实现贫富均衡。其中某些措施引起了富州的不满，并引发了法庭诉讼，但联邦的财政均衡措施一般受到宪政法院的维持。例如宪政法院在1975年的“财政补贴案”中判决，[73]由于联邦财政资助的法律要求参议院的同意，而参议院的组成更有效地代表了各州利益，因而各州的参与保证了联邦资助不会限制或破坏各州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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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政府有义务在各州之间采取“财政均衡”政策，保障财政强州与弱州之间的合理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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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为什么参议院一般更能代表各州利益？参照下一章的内容。和德国不同，美国联邦政府无权向各州征税。宪法第一章第八节明确规定：“所有关税、进口税和货物税应该在合众国范围内全部统一。”这项规定体现了美国的什么考虑？德国的“合作联邦主义”和“财政均衡”政策是否会削弱“内部政治制衡”？你认为是德国还是美国的处理方式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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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中国的“分税制”和财政均衡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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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国的税收权力在传统上一直集中于中央，地方税体系很不发达。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地方税，因而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地方一级的财政。（何帆，1998：174—175）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垄断了税收的立法权，统一制定并实施税收制度，并采取统收统支的管理制度，地方政府的各项财政收入均上缴中央。税收征管机构只有一套，由中央垂直领导，统征统管。收入支配权也完全属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是在行政法规下享有少量预算外收入的支配权，其行使职能所需要的各项支出均由中央按特定项目层层下拨。由于地方无法在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框架内满足自己的需求，地方政府往往不得不采用法律外（extra-legal）的方式解决问题，例如私自截扣中央的财政收入，或在中央法定税收之上征集或摊派各种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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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中央政府垄断了税收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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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财政体制实行了渐进式的分权改革。中央对某些省份进行了财政体制改革的试验，在江苏省实行“固定比例包干”，在四川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固定比例包干”制度允许江苏建立自己的独立预算体系，中央政府事先规定江苏省应上缴的收入比例；在上缴了中央财政收入款项之后，江苏可自主安排自留收入。“划分收支”制度则仍保留较大的中央控制权。它将所有收入划分为中央固定收入（中央企业收入和关税等）、地方固定收入（地方企业收入、农牧业税和地方税等）、中央与地方固定比例分成收入（部分企业收入）和中央与地方调剂收入（工商税）。在80年代早期，绝大多数省份实行四川模式。此外，三个直辖市仍然受到中央的集中控制。中央仅允许上海保留10%的财政收入，而江苏则可保留38%。（参见何帆，1998：185—191）1987年后，中国实行了不同形式的“财政大包干”，确定了地方上缴人物或补助数额的绝对数值，并保持数年不变。“财政大包干”制度进一步增大了地方财政收入，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财政收入，以致有的学者惊呼中国的“国家能力”受到了损害。（王绍光与胡鞍钢，1993：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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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渐进式财政分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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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中国开始实行“分税制”，对税收的征管和支配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实行明确分工。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一次整体性和结构性税制改革。分税制按照税种划分各级政府的收入，将维护国家利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它还依照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确立了支出标准。中央财政主要承担下列方面所需的支出：国家安全、外交与中央国家机关运转，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并发展由中央直接调控的事业。地方财政则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分税后，中国分设了国税和地税两套管理机构，其中国税局负责中央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征收，地税局则主要负责地方税的征收，因而税收征管权从原来的高度集中走向适度分散。分税制增强了政府总体的财政筹资功能，调动了地方政府开辟财源、严格征管的积极性，遏制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连年下滑的趋势。1994以后的几年里，公共收入稳步增长。工商税每年保持20%左右的增长，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但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地方政府逐步具备了自己稳定的税种和财政收入来源，由地方支配的税收比例也逐渐扩大。地方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例已达45%。加上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以及大量归地方支配的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以各种形式实际支配的公共财力要远远大于中央政府。（参见卢洪友，199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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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是一次整体性和结构性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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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改革后的税收立法权和政策制定权仍然集中于中央。中央仍控制了地方税收的制定权、解释权、税目的决定权和税率的调整权，地方仅负责税的征收。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相对较大，但财政范围相对较小。地方政府只有小部分税收行政规定的制定权，对一些税种的税制具有微调权，例如对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税的税额决定权。且即使这小部分权力也是中央授予的，其行使受中央监督，不得超越中央设定的范围。地方税收政策主要来自中央授权的结果是缺乏稳定性，并产生了比较明显的短期行为。税制改革后，流转税收入偏重，超过税收总额的60%以上，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偏低，还未达到以往占税收总额的20%的水平。这种格局也表明双重主体税制只是一种形式。中央税以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为主，地方税的税种主要包括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改革后的地方税缺乏税基宽、税源充足、收入稳定的主体税种，地方税的固定收入仍然偏少，弹性较差，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的上涨而相应增加。地方政府的大部分财政收入仍然来自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返还和共享税中的地方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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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改革后税收决定权仍基本上集中于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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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对财政的另一个后果是“预算外”和“制度外”等非税财政收入大规模上升。所谓“非税财政收入”，就是指政府通过经营和财产收入、管理费和使用费等收费、罚款和没收等非征税方式获得的收入。在西方法治国家，税收一般占公共收入的90%以上，因而非税收入仅占很小比例。然而，非税财政收入在中国却名目繁多、规模庞大、管理混乱。某些非税收入被纳入预算计划，和税收一样受预算法的控制；某些非税收入则放在预算外管理，受行政法规约束，被称为“预算外”收入；还有某些非税收入既不纳入预算内，又不纳入预算外，而是由征收主体自收自支、自行管理，几乎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被称为“制度外”收入。非税财政收入的征收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地方非税收入占非税总收入的90%。改革开放以来，非税收入的总趋势是不断上升，其中又以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增长尤为迅猛。以1996年为例，税收收入为6910亿元，比上年增长14.4%，但预算外收入为3893亿元，比上年增长了60%！两项合计为1.1万亿元，宏观税负水平为17%，和世界上其他中等偏下国家相仿。但如果加上各级政府部门批准收取的第二预算外收费和基金（不包括乱收费），那么总的税负水平可能达到25%以上，（黄衍电，1999：156）接近世界上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28%（包含社会保障税）水平。在该年的公共收入中，税收仅占45.8%，非税收入占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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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一个后果是“预算外”和“制度外”等非税财政收入大规模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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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这一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六百年的“皇粮国税”就此取消。[75]2006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通过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一号文件”，也是近三年来第三个有关“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在随后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新农村建设成为讨论的重要内容。重点在于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和经济困难的城乡居民。[76]在中央财政支持向农村倾斜的环境下，农民负担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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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种“乱收费”现象得到一定的遏制，但是地方政府很快找到了更有效的敛财手段——“土地财政”。进入2000年，各地政府以“发展”的名义大肆征地、拆迁，由此获得的土地财政收入成为地方政府更大、更稳定的财源，许多地方的土地财政收入占政府收入的一半以上。这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1994年的分税制在制度上是一场分权改革，在结果上却是一场集权改革；相对于各级地方，中央税收比重显著提高，而绝大部分公共职能仍然由地方承担，事权和财权严重失衡。虽然中国向地方转移部分资金，但是转移支付一般只能用于专项开支，并不能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一般性开支，因而一方面加剧了地方的“跑部钱进”，另一方面却不能填补地方税收缺口。于是，各级地方便把手伸向了人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各种悲剧也就在神州大地登场了（详见本书第八章唐福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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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税收与联邦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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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税收看上去是一个枯燥的题目，但它却直接关系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事实上，读者应能记得，正是对赋税和征税权的争议引发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和美国的独立战争。（参见本书第二章）在美国和德国等联邦国家，各州（地方）有独立于联邦（中央）的征税权。联邦税率必须在全国保持一致，不得给予任何州以特殊优惠。结合上述内容和下述政治制衡理论，为什么要规定平等原则？这项原则可能会给联邦范围内的财政均衡带来什么影响？联邦和各州重复征税，是否会对公民或企业产生过重负担？有什么机制可以防止税负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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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税收的立法权在中央（相对于地方）过于集中，其在中央内部又过于分散。中国税收的立法制度并不完善，税收措施目前多由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加以规定。不少税种——包括三大流转税，即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都只有国务院发布的暂行条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和颁布的税法仅限于规定税收程序的税收征管法和包含少数税种的税收实体法，包括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法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即使像1994年分税制这样的重大举措，也是通过行政规定完成的，缺乏稳定可靠的立法基础。人大税法的缺失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宪法对此是否可以有任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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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国民收入水平比较低而社会福利的财政负担不算高的中国而言，中国的税负水平达到25%是否合适？结合本书第一章所阐述的民主原则，你认为中国公民的税负为什么那么高？无论历年如何变化，中国财政收入的分配过程具有一个共同特点，也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你认为这一博弈过程可能缺少了哪个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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