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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候选人，由各选区选民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提名推荐。选举委员会汇总后，在选举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并“由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并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公布。”（第31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在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提名、酝酿代表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各级人大主席团将依法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印发给全体代表，由全体代表酝酿、讨论。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符合第30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直接进行投票选举。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第30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级人大确定的具体差额比例，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选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在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不限于各该级人大的代表。（第3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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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酝酿”与“协商”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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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选第一轮候选人到产生正式候选人，中间有一个“协商确定”的过程。2002年9月，宜兴地区进行了人大代表选举。宜城镇灵谷公司的选举工作负责人说：“既然是人大代表，当然就要最具代表性。”[180]因此，“代表结构”是确定正式候选人的一个关键要素。在第33次宜兴市人大常委会上，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获得通过。15号选区的代表结构被确定为“一个局级干部，一个非党员的科技人员和一个非党员的女性代表”。事实上，在各选民小组最初推荐候选人的时候，选举工作人员已经将这个范围告知选民。但汇集上来的第一轮候选人的人数比原来确定的名额高出几倍。所以在汇总票数之后，选区的各选举领导小组成员“开会碰头，商议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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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选到产生正式候选人，中间有一个颇有讲究的协商确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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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过程也出现在其他地区。2002年10月28日，天津市大港区选举人大代表。[181]被提名后，进入了“协商酝酿”阶段。第四选区五个居委会对四个被提名人进行酝酿，要去除其中一位。居委会主任在酝酿前阅读了一份材料，要求当选对象最好是一男一女，一个无党派或法律工作者。其他三位一个是当地派出所负责人，一个是无党派居委会负责人，还有一个是无党派的下岗女职工，都符合要求。投票时，选民们一头雾水，不知道谁是谁。最后，党员派出所主任和下岗女工当选，也没有进行唱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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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是否应该通过在不同特征（如性别、党派）的人中分配名额来实现？这类“酝酿”或“协商”过程以及候选人的确定标准可能违背了哪些宪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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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素质再好的候选人也不会为广大选民所知，因而一开始就不可能脱颖而出。在众多候选人之间究竟选择谁的问题，也只有通过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的广泛交流才能找到答案。选举法第33条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大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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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选民的选择必须具备必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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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你觉得选举委员会或人大主席团的介绍会很充分吗？为什么不由候选人自己介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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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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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选举法第7条，各级人大常委会主持同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大代表的选举。这些选举委员会受本级或上一级人大常委会的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常委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第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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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大的选举由本级人大常委会或选举委员会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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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各级人大常委会是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的，而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又是从下一级人大选举产生的。由人大常委会来“主持”、“领导”或“指导”本级或下级人大的选举，是否有不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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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时，选民凭身份证或者选民证领取选票。各选区应当设立投票站、流动票箱或者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投票选举由选举委员会主持。（第34条）选民如果在选举期间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但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第38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在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由各该级人大主席团主持。（第35条）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第3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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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结束后，由选民或者代表推选的监票、计票人员和选举委员会或者人大主席团成员将投票人数和票数加以核对，作出记录，并由监票人签字。（第39条）每次选举所投的票数，多于投票人数的无效；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多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作废。（第40条）选举结果由选举委员会或者人大主席团确定是否有效，并予以宣布。（第4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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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条规定，在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时，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在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第31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名单。另行选举县级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1/3；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在另行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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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选举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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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现代“曹锟现象”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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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2000年12月，山西运城地区撤地建市，并筹备召开市成立后的第一届人大。为了当上市人大代表，当地不少“有钱人”——包括有经济实力的基层干部和个体老板——大肆行贿送礼，花钱买上了人大代表身份。[182]在贿选中，以运城市所属河津市选区问题最严重。该选区产生了32名运城市人大代表候选人，其中“戴帽下达”的候选人6名，其余26名由河津市选举产生。在这26人中，中共河津市委推荐一部分“正式候选人”，另一部分则是由10名以上河津市人大代表联名推选产生的“差额候选人”。后者多是基层比较富裕的村委会主任或党支部书记，以及当地率先致富的私营企业主，个人资产据称达几百万到几千万元，而其中有些人不惜重金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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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某些地区的人大选举出现了贿选现象。选民可以提出罢免人大代表。中国首先在农村推广了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城市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尚有待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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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选现象导致一些选区的“选举结果异常”。由当地党委推荐的候选人——特别是无权无钱的普通群众候选人——在选举中“纷纷落选”。例如在河津选区，市委推荐的6名候选人有4名落选，而12名“差额候选人”有9人当选。盐湖区党委提名的6名农民候选人和2名教师候选人全部落选。当选代表中，私营企业主的比例明显增加。你认为单凭提名候选人“纷纷落选”或“私营企业主的比例明显增加”这些事实，是否就能表明“选举结果异常”？参考本书第二章，解释贿选发生的制度原因。如何杜绝这类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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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奇怪的是，官商结合使人大代表的队伍混入了一些不法分子。因向举报人下跪而闻名的李信利用担任济宁市副市长兼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人巨额贿赂。但即使如此，他仍然依法当选山东省人大代表。[183]2004年2月，举报人李玉春发现李信涉嫌犯罪并开始举报。李信知道后便指使自己的弟弟带着公安人员将其非法绑架殴打，并强迫写下“保证书”。李玉春先后向检察院、反贪局、公安厅、纪委反映情况，但这一切既没有动摇李信的政府职位，也没有影响其如期当选省人大代表。只是到6月，李信才演出向举报人下跪、写保证书和送钱封口等闹剧，不久后由山东省人大常委会表决许可被依法逮捕。2005年4月26日，原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春吉港集团公司监事会主席桑粤春贪污涉黑案在吉林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同案宣判的还有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16名团伙成员，骨干均为桑氏家族内部成员。法院判决桑粤春因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贪污罪、诈骗罪、强奸罪等14项罪名，判处其死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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