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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赢得我们独立的人相信，国家的最终目的在于保障人类发展才能的自由；并且在政府内部，其理智力量应超越任意力量。他们把自由同时作为宝贵的目标与手段。他们相信幸福在于自由，自由来自勇气。他们相信：自由思考、畅所欲言，乃是发现与传播政治真理所必不可少的手段；没有自由言论，任何集会讨论都将徒劳无获；有了自由言论，讨论本身通常就提供了合适防御，以抵制有害理论的传播；公共讨论乃是政治责任，它应成为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他们认识到所有人类机构所面临的风险；但他们也知道：简单地通过惩罚犯罪而引起恐惧，并不能使秩序获得保障；压制思考、希望和想象必将招致灾难。他们知道：畏惧孕育着压制，压制孕育着仇恨，而仇恨威胁着政府的稳定；安全之路在于自由讨论、伸张不幸并提出解救的机会……他们相信公共讨论中的理性力量，并避免使用最糟糕的武力形式——法律——来强制沉默。他们承认政府多数的偶然专制，因而修正宪法使自由言论和集会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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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言论本身通常就为抵制有害理论的传播提供了合适防御，压制言论将导致仇恨并威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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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严重伤害的恐惧本身，并不能为自由言论的压制提供理由；人们曾因害怕巫婆而焚烧妇女。言论本身的作用就在于把人们从非理性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要为压制言论提供理由，就必须存在畏惧的合理基础：一旦实行自由言论，严重危害就将产生；所忧虑的危险必须迫在眉睫，并且所要防止的危害必须是严重的……如果宣扬违法并未构成煽动，且没有证据表明这类倡议将被立即实施，那么无论在道德上应受到何种谴责，宣扬违法并不能成为剥夺自由言论的理由。我们必须记住宣扬与煽动、准备与企图、集会与阴谋之间的区别。要发现清楚与现存的危险，政府必须证明即刻的严重暴力可被预期或受到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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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实行自由言论就将产生严重危害，才有理由压制言论；危险必须迫在眉睫，并且所要防止的危害必须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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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经过革命并赢得我们独立的人并非懦夫；他们不怕政治交流。他们并未牺牲自由来巩固秩序。在大众政治过程中，勇敢自立的人们对自由和无畏的理性力量充满着信心；除非所忧虑的危害是如此紧迫，以致它将在进行完全讨论的机会之前降临，任何来自言论的危险都不能被认为是清楚与现存的。如果有时间通过讨论来揭示谬误，那么为了通过教育来预防危害，合适方法是更多的言论——而非强制沉默。只有紧急状态才能为压制提供理由；如果权力必须与自由和解，这就是必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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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时间通过讨论来揭示谬误，那么合适方法是更多的言论——而非强制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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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我们能“相信公共讨论中的理性力量”，不怕政治交流，不被“非理性的恐惧”所压倒，那么巩固秩序的手段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言论自由。事实上，言论本身就是医治“非理性恐惧”的药方。允许那些反对中国加入WTO的意见公开发表，是否会“扰乱人心”？是否会阻碍经济改革的进程甚至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我们并不能说这种恐惧是“杞人忧天”，但它本身也确实只是一种猜测而已。允许反对意见以各种形式公开发表、充分发挥，并不一定会产生任何严重后果；相反，它可能在辩论的过程中受到有力的反驳，从而使更多的人对WTO的运作更为了解，并对中国加入WTO的前景更有信心；抑或辩论的结果表明，对WTO的忧虑并非无中生有，因而政府至少应该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来保护中国公民的利益，而这只不过更证明了言论自由的必要性。如果要压制对WTO的反对意见，就不能仅基于对这种意见的恐惧及对其社会后果的猜测，而必须证明这种意见一旦流入社会，就立刻会产生清楚和严重的危害，因而不可能通过交流、辩论、说服、教育的过程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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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霍姆斯法官为第一修正案所发展的审查标准：清楚与现存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标准。（详见本书下一章）要控制言论，危害必须是真实的而非想象的，是清楚的而非模糊或不确定的，是即刻就要发生而非遥遥无期的。所谓“清楚”，是指危险不是一种模糊的想象或推测，而是普通人按照常识都能认识到的危险，而且危险是相当严重的——例如暴动或骚乱；所谓“现存”，是指危险立刻就要发生，而不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因为到那时，公开与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完全可以防止危险的发生，而不需要人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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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院根据“清楚与现存危险”标准，审查特定言论是否可以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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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言论自由——尤其是批评政府的自由——具有如此重要的社会价值，为什么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即使在欧美国家也只是近代的现象，而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例外而非规则？这主要是因为言论自由的代价在许多人眼里是明显的，而收益却是长期与潜在的。压制一句显然不受欢迎的言论当时就能产生快感，但不至于立刻引发暴政，而对某些言论的纵容则确实可能会影响社会安定，至少很多人认为如此。一般人看不到压制变成系统规则以后的长期危害，政府则显然出于自身利益更乐于弹压对自己的批评。因此，保护言论自由的前提是一个民族的远见和勇气——不只是统治者的远见，因为我们不能期望他们都能像子路那样“闻过则喜”，更是普通百姓对国家长远利益的理性认识和关怀，且这还假定他们的关怀能通过某种政治机制成为现实。这是为什么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宪法制度的建立是如此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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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言论自由的前提是一个民族的远见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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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更加危险并更难以控制，因而很少有国家能容忍没有限制的结社自由，但结社自由对于自由民主而言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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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托克维尔论结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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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言论或表达自由还包括结社自由。但和一般的言论或新闻自由相比，结社自由更加危险，也更难以控制，因而很少有国家能容忍没有限制的结社自由。然而，结社自由对于自由民主而言极为重要；没有它，公民就成了一个个游离的“孤子”，相互之间不能形成理解、共识和感情，也不能形成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因而最后必然事事依赖国家，无形中助长了政府与社会的家长式专制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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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为结社自由提供了精辟的辩护。通过培养公民团结自治，结社自由是民主社会防止政府专制的最有力手段。结社能够团结公民个体的力量以抵御国家与社会的专制。每个人的力量都是微弱的，并在现代大社会中容易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但社团能把公民们带到一起，增强他们的力量、信心和感情，使他们更为相互关心。如果公民获得了结社自由，那么他们不论大事小事都会养成结社的习惯，并通过社团的力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从而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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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是民主社会防止政府专制的最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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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某些极端社团可能会危及到社会稳定，例如美国一直允许“三K党”（Ku Klux Klan）存在，而这一组织曾用暴力迫害黑人等少数民族，并至今仍鼓吹采取暴力手段实行种族歧视。但托克维尔认为，结社自由无论如何危险，也将防止地下组织的存在；与其禁止这类组织，不如使它们的活动公开化。因此，“在美国只有派系，而不存在阴谋家。”“在极为复杂的人类法律系统中，极端的自由有时能纠正自由的滥用，极端的民主能预防民主的危险。”（Tocqueville，1969：52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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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社团的力量——美国退休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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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每个老年人都是弱者，但他们加在一起就未必了。美国退休者协会是全美第二大组织，仅次于天主教会。1983年，该组织把会员最低年龄从55岁降低到50岁，因而又增加了几百万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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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党派无非就是一种特殊的公民团体——为选举而组织的政治团体。托克维尔认为，如果政党被禁止，那么一般的公民团体必然就很少见；而如果政党被允许自由存在，那么政党实践又将给公民社团提供广泛经验。在一个政治压抑的国家里，其公民社团必然也格外强调组织纪律和等级控制。因此，一个民族的公民结社的技能取决于其组织政治社团的技能，而公民结社又是通往政治结社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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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紧密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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