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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宪和州法可经由多种方式去调控公民生活；假如作为立法者，我们也许会认为这些法律和本案的州法同样有害、专制或干涉合同自由……只要不干涉他人的同样自由，公民为所欲为的自由已成为某些著名作家的习惯用语；但这类自由被学校法律、邮政局和每个州或地方机构所干涉；不论个人是否情愿，这些机构为了它们认为合意的目的而扣取他的钱财。第十四修正案并未制订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社会静力学》……对于合众国与各州联合削弱合同自由的法律和决定，本院并不少见。某些法律可能体现了法官赞同的诉求或偏见，某些可能不会如此。但宪法并非被设想来体现特殊的经济理论，不论是自由放任抑或家长统治……宪法是为具有基本不同观点的人民而创造的，且我们发现某些法律包括的见解是否自然、熟悉，抑或新鲜甚至震惊，不应使我们对法律是否抵触合众国宪法盖棺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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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斯法官的反对意见认为，宪法并不认同特定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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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斯法官所提到的《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代表作。它提倡国家放任自由，允许个人自由竞争、“适者生存”，且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朝优胜的方向进化。霍姆斯法官的意思是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并不表示宪法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事实上，一部自由民主宪法不应该接受任何固定的教条，国家的基本经济与社会制度应该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决定，法院不宜通过宪法解释干预民主过程。既然本案的州法并不显然违背宪法规定，它的合宪性应该受到法院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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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对宪法的解释不应加入自己的主观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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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回顾“蓄奴案”、“焚烧国旗案”、“抵制征兵案”、“德州禁止堕胎案”——几乎所有著名（也就是说有争议的）案件，不论是多数意见还是少数意见，你更赞同哪种司法哲学——司法能动还是司法节制（它们是什么）？你的答案是否取决于不同领域？它们对你而言是否意味着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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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霍姆斯等法官的意见再次是少数而已，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仍然在经济调控领域内采取保守立场。在1923年的“妇女工资第一案”中，[285]最高法院认为第十九修正案取消了妇女的从属社会地位；既然男女已经平等，契约自由就不应再受到特殊限制。无视何种合同、贸易和工种，就强制规定最低工资，构成了立法权力的任意行使。在1936年的“妇女工资第二案”，[286]法院又作出类似判决，直接触发了罗斯福总统的“填塞法院计划”。（参见本书第三章）1937年，法院内部的意见转变解决了这场宪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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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一人转变救了九人”——“西滨旅社案”[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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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的“西滨旅社案”中，一位原先采取保守立场的法官转变了他的立场，致使法院以5∶4多数维持了一项州对妇女最低工资的规定，从而明确推翻了法院在“工资第一案”中的判决。休斯首席大法官（C.J.Hughes）的意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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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挑战妇女最低工资的人宣称，［纽约州的］规章剥夺了契约自由。这项自由究竟是什么？宪法并未提及契约自由。它仅提到自由，并禁止不经法律正当程序来剥夺自由。在禁止这类剥夺时，宪法并未承认绝对或不受控制的自由。宪法下的自由，必然受制于正常程序的限制；如果根据社团利益而采纳的规章与目标合理相关，那么它本身就是正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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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的态度有所转变，霍姆斯等法官的少数意见获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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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机构显然有权把妇女考虑为接受最低报酬的阶层，她们的谈判能力相对软弱，且因生计所迫、她们容易成为那些贪婪雇主的牺牲品。立法机构有权采取措施，去减少‘血汗体制’的罪恶；这种体制通过低得不能维持生存的工资，对工人实行剥削，并利用她们的无力状况进行最有害的竞争。立法机构有权考虑，其最低工资要求是实施保护政策的重要帮助。许多州采纳类似的要求表明，［经济］罪恶是存在的，并且州政府决心采取措施加以控制。我们只需决定，对这项诉求的立法回应并不能被认为是任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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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滨旅社案标志着“经济正当程序”的衰落。在此之后，法院不再用“实体正当程序”理论来严格审查联邦或各州的经济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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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美国法院固然代表了国家法治的保障和象征，但从这次宪政危机及其解决方式来看，法院有时也带有一些偶然性甚至任意性。你如何认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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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5年的“李氏眼镜店案”，[288]法院从先前维护“契约自由”的极端，走向“放任调控”的另一极端。俄克勒荷马州的法律规定，只有具有执照的配镜师或眼科医生、或具有其书面处方者，才能为顾客配备眼镜，甚至眼镜制造商亦必须获得他们的处方。州法的目的明显是为了保护配镜师和眼科医生的经济利益，限制职业竞争。联邦地区法院判定它违宪：尽管立法机构表面上处理着一项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它所采取的手段既无必要，又和目标无关。但最高法院推翻了地区法院的结论，并主动为俄州找出支持理由，几乎使“合理相关标准”有名无实。道格拉斯法官（J.Douglas）的意见指出：“在许多情形下，俄州法律或许是浪费或毫无必要的要求。但平衡新要求的利弊，乃是立法机构——而非法院——的任务……法院过去曾利用正当程序条款，因法律不明智、不妥当或与特定学派的理论格格不入，而推翻州法对商业和工业状态的调控；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后，在1963年的“债务调节案”，[289]坎帕萨斯州的法律除了“合法从事律师业”以外，禁止任何人从事“调节债务的工作”。最高法院一致肯定了州法的合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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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正当程序”理论完全衰落，司法审查标准极为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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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洛克勒案半个世纪之后，最高法院完全回到了霍姆斯法官的著名反对论断。法院不再死守自身对传统经济哲学的信仰，来推翻联邦或各州立法机构的经济决定。冈瑟（Gunther，1991：462—463）教授总结了洛克勒决定的错误。他主要指出两点：首先，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的“自由”采取广义解释，使之包括宪法未明确规定的“契约自由”。其次，法院认为“契约自由”尤其重要或“基本”，以致值得司法机构加以特别保护。因此，在处理经济权利案件中，法院名义上只审查立法手段和合法目标是否合理相关，实际上则偏离了传统的“最低合理”（minimum rationality）标准，而采取更为严格的司法审查，从而使立法遭到推翻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在洛克勒案之后，法院尽管仍然承认“契约自由”是正当程序所保障“自由”的一个层面，但退而采用真正的“最低合理”标准去审查立法：只要合理的人可能认为立法机构采取的手段将促进合法目标，立法的合宪性即受到法院肯定。在经济事务上，法院甚至走向宽松标准的极端：司法审查假定经济调控的合宪性，并即使法律自身未明确宣布，法院也可以主动替立法寻找理由，从而使合理性审查有名无实。1937年以后，法院不但拒绝宣布联邦调控超越州际贸易权力，也从未判决任何联邦或各州的经济立法违反“法律正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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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现在采用“最低合理”标准审查限制“契约自由”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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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经济活动自由的宪法保护——法国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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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相比，法国宪法对企业与贸易自由的保护更为薄弱。无论是1789年的《人权宣言》还是1946年的宪法前言，均未明确包括贸易或企业自由。然而，这项自由理所当然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早在1791年，立法（Loi Chapelier）就承认贸易与企业活动自由，其第7条规定：“任何人都有自由从事任何适合于自身的企业、职业、艺术或贸易。”然而，由于这项条款并非共和国法律，它从未获得宪政院所承认的宪法地位。但贸易自由获得国政院的长期承认。根据1930年国政院案例的解释，这项原则禁止公共企业同私人竞争或对后者施加事先批准的要求。但由于宪政院从未承认这项原则的宪法效力，议会从来可以决定公务从事何种活动。即使它具备宪法价值，企业自由既非普遍、亦非绝对，它被认为仅存在于议会规定的构架之内。法国的企业自由在层次上低于新闻或人身自由。尽管它只能受到立法——而非规章——限制，宪政院限于纠正议会的明显错误，因而仅对市场经济提供有限程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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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宪法对企业与贸易自由的保护更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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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宪法前言规定了一系列普遍的经济权利：工作权利、加入工会权利、罢工权利及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由于这些条款含义模糊且缺乏自动实施的效力，宪政院承认它们的宪法地位，但允许议会在贯彻时具备广泛裁量权。在这一领域，宪政院的作用仅限于推翻明显不当的立法决定。在1977年的“青年雇用法决定”中，[290]宪政院否认前言所宣布的所有价值都享有同样的宪法地位；且“在尊重前言所宣布的原则同时，议会有权决定其贯彻条件”。虽然宪法前言第六段规定“每个工人可通过其代表来参与集体谈判，以决定工作条件，并参与企业管理”，但第五段规定“罢工权利可在有关法律的构架内获得行使。”因此，议会有自由去规定必要手段，以制订劳工和工会法的基本原则。只是在宪法价值受到明显侵犯时，这项立法裁量权才受到宪政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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