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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基本法》第14条的结构，德国财产权概念涉及三大问题。首先，何为财产权的法律基础及其范围。作为法治国家，德国财产权的存在显然先于任何成文宪法——包括《基本法》；财产权利主要受到《德国民法典》（BGB）第90条和第903条的定义，因而它主要是一个私法问题。然而，《基本法》的原则影响着民法典产权条款的解释。宪法保障四种类型的财产权：动产、不动产及其索求权利，知识产权——包括版权、专利与商标，工业与商业财产，以及社会保险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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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的定义和范围主要是一个私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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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福利国家的发展结果，德国财产观念在战后发生显著扩充，因而出现了类似美国的“新财产”概念。（下详）联邦宪政法院的案例显著扩展了传统财产权的范围；财产权现被认为包括退休金和社会保险。宪政法院指出：“获得退休金的权利履行着［社会］职能，其保护属于财产保障的任务。［它们具备构成宪法财产概念的所有特征。］对今天社会的大多数公民而言，其生存保障并非通过私有财产，而是通过其工作收获以及相关的集体保险系统；在历史上，后者从来和财产权的观念相联系……就对退休金的预期而言，保险利益已取代了私人防护措施之形式。”因此，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类似，德国的财产权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如果可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它加以“分代”，那么德国的财产权可被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传统的防御性权利，它主要针对国家对私人产权的侵犯。自20世纪以来，这项权利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被作为第二代的劳工福利和集体谈判权利所替代。第三代权利则强调公正分享自然资源和国民产值，并在健康的环境下和平生存。结果，权利的重点从消极防御性权利转移到积极的福利和分享权利——例如廉价住房和免费教育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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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法院扩展了财产权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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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财产权分为3代：传统的防御性权利、劳工福利和集体谈判权利以及社会资源的公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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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政府具备广泛权力和责任，去指导与组织国民经济。这种观点是德国普遍存在的共识；1957年的《贸易限制法》、1967年的《经济稳定法》以及在1951年和1976年制订的《共同决策法》，都授权政府去调控经济的不同层面。和新政后的美国宪法类似，德国《基本法》亦不阻碍政府调控经济的努力，去把社会国体的理想付诸实施。反之，宪法也不阻碍政府放弃先前的调控，并给私人企业增加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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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961年的“大众汽车私有化案”[302]所示，联邦和州政府可决定把某些国有企业私有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下萨克逊尼州和联邦政府继承了“大众汽车公司”（Volkswagen）的产权。但在1960年，政府决定通过出售其60%的股份，使企业获得部分私有化。为了团结工人，法律允许大众汽车的雇员首先以低价购买股份。为了扩散所有权，立法对任何人的最大购买数量规定了限制：雇员十股、其他人五股；法律还允许分期付款，以鼓励低薪阶层的参与。由于销售过量，非雇员实际上只能购买二到三股。某些团体发起宪政申诉，宣称私有化立法放弃了公共财产，侵犯了《基本法》第15条所规定的财产社会化原则，并剥夺了某些团体的平等权利。宪政法院第一庭驳回了原告们的各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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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具有调整国民经济的广泛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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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征用财产的“公共福利”要求。在1968年的“汉堡洪水控制案”中，[303]宪政法院讨论了这个问题。在1964年，汉堡州通过了《排水堤防法》，把州内所有被归为堤坝区域的草地征用为公共财产，并对草地的私人所有者给予经济补偿。几个在堤坝区域内的地产拥有者在宪政法院挑战这项法律，宣称它侵犯了第14条授予他们的基本权利。宪政法院第一庭详细阐述了第14条第1款和第3款之间的区别，以及《基本法》和魏玛宪法在财产权保障方面的区别。和美国宪法类似，魏玛宪法的目的是保证当事人获得适当的补偿，除此之外对征用没有其他要求；第14条虽然也要求公正补偿，但其主要职能并不在此，而是保证公民对现存财产的拥有权。因此，财产权不仅体现于对征用的补偿，而且更是个人的一种基本权利；“财产权主要并非物质保障，而是个人保障。”它构成个人自由活动的领域，使之能够“以担负责任的方式去从事自我定义的活动”。这是为什么第14条第3款要求征用还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尽管具备这些广义限制，宪政法院仍然判决汉堡州征用堤坝区域土地的法律合宪。法院指出，只要财产被用于具体的公共目的——例如建造堤防，那么占取就符合宪法第14条的公共福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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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产的征用还必须符合“公共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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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财产的征用符合公共福利，征用还必须获得“公正补偿”。根据《基本法》第14条第3款的规定，法院必须确定财产受到征用的个人是否获得公正补偿。如上所述，财产权并不限于在传统上有形的动产、不动产或工业财产，它还包括无形的知识产权——例如版权和专利。在1971年决定的五个具有争议的产权案例表明，《基本法》对财产权利的保护也包括知识产权。但由于知识产权独特的社会属性，议会可根据公共利益去决定版权或专利权的性质与范围。和其他类型的财产权相比，宪政法院在此尤其强调知识产权的社会属性，并把它和宪法第2条的个性权利与第5条的艺术自由联系考虑。因此，尽管议会可以允许某些教育和文化机构不经作者同意而使用其作品，它不可授权不经任何补偿而使用具有版权的创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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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用必须给予公正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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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音乐教学书籍案”[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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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音乐教学书籍案”代表了宪政法院在这一领域的判案原则。联邦议会于1965年修正《联邦版权法》，允许某类文学或艺术书籍被包括在作品丛书中，专供宗教和教学使用。在复制并散发这类书籍之前，有关单位必须就其书籍的使用事先通知作者，以获得其同意并给予报酬。但这项要求并不适用于音乐学院对书籍的使用。几位音乐家提出宪政申诉，宣称版权法的修正案侵犯了第14条授予他们的财产权利。宪政法院判决原告的宪政申诉成立，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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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受保护的作品被发表后，它就不再处于个人的全权处置之下，因为［那时］它已同时进入社会领域，从而成为对时代的文化知识作出贡献的独立成分。因此，大众具备显著利益，去保证青年在受教育过程中接触这些艺术创造。这同样适用于这类教育项目的参与者。假如作者能完全自由地禁止使用其作品……，那么这一社会使命就不可能实现。通过狭隘地定义作品的使用之目的，作者的合法利益已受到合理考虑。鉴于教堂在［我们］公共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为宗教事业而使用［作品］，显然具备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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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也是财产权的一种形式，其征用应获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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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允许不经任何补偿即使用版权资料，受挑战的条款违反了宪法。这一措施拒绝为其作品的复制与分发提供［任何补偿］，因而削弱了作者处置财产的权利，因为他不再能阻止其作品被使用，或通过合同去建立作品使用之条件。如果确实不存在获得专利税的普通机会，且［议会未能］制订立法［去为版权提供其他补偿，］那么这项限制就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版权的经济价值。根据财产保障，只要大众利益并未超越作者的利益，作者就在原则上有权对其作品的经济价值索求补偿。我们必须记住，在此涉及的是艺术家自身的知识和个人创造……因此，并非每一项公共利益的考虑，都能为剥夺补偿权利提供理由。无限利用版权作品的公共利益本身，尤其不能提供充分［理由］。这种对版权所有者的限制强度，要求［这项理由必须构成］迫切公共利益，才能维持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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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未必能为剥夺补偿权利提供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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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作品是学校书籍之复制的前提。作者的创造是决定性的；没有他的贡献，这类书籍就不可能出现。但［立法］限制的全部负担都落在作者的肩上；他被要求去免费捐献其服务。无论是编辑、出版社抑或印刷厂，［立法］均未剥夺其他任何人对这类公共努力的补偿份额。因此，这项政策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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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宪政法院主要基于哪些理由撤销了《联邦版权法》有关宗教和教学版权使用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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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04年修正，中国宪法第13条现在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你认为“合法的私有财产”或“私有财产权”是否包括知识产权？中央或地方政府是否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规定无偿使用课本等教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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