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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国体的基础上，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实行了“社会市场经济”（德文Soziale Marketwirtschaft）。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对社会公正和经济自由的平衡考虑。一方面，社会市场的经济基础是私有财产、结社自由以及私人和企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政府有责任制订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以补充市场经济在运作上的不足——例如政府调控竞争以防止垄断，并提供市场经济不能以合理代价所提供的必要公共福利，以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根据社会国体原则，政府有责任促进财产的公正分配，使每个人都能分享基本的社会财富。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先驱，德国政府还对尚未参与或已退出经济活动的个人提供帮助与照顾，后者包括学生、病人、退休工人和失业者。因此，作为社会国体原则的体现，社会市场经济“既非自由放任、亦非福利国家，而是在自由经济观念和财富与机会的分配平等之间寻求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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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市场经济”反映了社会公正和经济自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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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联邦德国实行了基于私有制的社会市场经济，联邦宪政法院从一开始就判决《基本法》的“中立”地位，即它并不规定任何具体的经济体制。因此，议会在原则上可以追求任何可行的经济政策。然而，立法措施仍然必须处于宪法所规定的个人权利构架之内。根据第12条的职业自由和第14条的财产权利等宪法条款，经典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基本法》规定了“资本主义”体制。与此针锋相对，新马克思主义者则根据第15条的“社会化”条款，宣扬《基本法》采纳了“社会主义”体制。联邦宪政法院拒绝接受任何一种极端答案，而在两者之间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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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宪政法院一直强调《基本法》的政治中立地位，拒绝采用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理论解释“社会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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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政策在德国具有长期历史。早在19世纪初期，俾斯麦时代的德国政府就开始实行系统的经济干预和社会保险政策。在1954年，联邦行政法院判决社会正义原则授予穷人获得福利资助的个人权利。但这项原则不能被个人直接依赖，而是必须基于立法调控。宪法确实要求政府提供人类基本需要，但何为“基本需要”则是立法者决定的问题。然而，社会国体原则可以辅助并影响其他权利条款的解释，它们包括《基本法》第1条的人格尊严、第3条的平等保护、第5条第3款的促进科技艺术、第6条的建立家庭与婚姻权利、第7条的教育机会、第9条的自由结社和工作条件以及第14条的公正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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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原则必须经过立法实施才能适用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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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共同决策案”[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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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共同决策案”同时涉及财产权利、职业选择和结社自由。“共同决策”（Co-determination）是德国社会民主的一项长期政策，它通过在整个企业阶层建立“监督委员会”，使工人代表得以参与企业管理。1976年，联邦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共同决策法》，把雇员代表在监委会的投票实力提高到与雇主代表接近相等的程度。这项法案适用于所有超过2000名雇员的私人与公共企业，但其实际的决策影响限于大约250个拥有上市股票的企业，因为在这些企业中，股东无权干涉企业管理，而监委会则有权制订企业的董事会人选，并掌握着管理、投资和股票分红决策，因此可以说操纵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共同决策法》规定，雇员选出的代表和股东代表人数相同；但在遇到双方持平的情形下，由监委会主席（一般是股东代表）投决定票。另外，监委会还保留2至3个席位给企业的工会代表，从而增加了工会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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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6年以前，多数企业主对共同决策并无敌意。但1976年的《共同决策法》是一项企业改革的重大方案，使那些具有上市股票的企业主们深感不安。他们认为这项法案授予工人太多权利，使雇员在监委会享有同等代表权力，直接参与控制企业经营决策；现在，工人代表同时坐在谈判桌的两边，因而构成劳工控制管理的第一步，这无异于背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秩序。因此，9个企业和14个企业主团体在联邦宪政法院提出申诉，宣称《共同决策法》侵犯了《基本法》第14条保障的财产权利、第12条第1款保障的个人选择职业自由、第9条第3款保护的集体谈判自由以及第2条第1款保障的从事经贸活动的个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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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决策法》威胁了雇主的控制权，但宪政法院驳回了其宪法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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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基于财产的社会属性，宪政法院第一庭驳回了原告企业的要求，并肯定了《共同决策法》的合宪性。例如宪法第14条保障财产权利，但社会国体原则又对财产权的行使施加公共责任；第12条保证职业“选择”的自由，但政府又可为公共利益而调控职业“实务”。最后，第9条同时保障雇员与雇主的结社或拒绝结社之自由；和社会国体原则相一致，雇员有权通过集体谈判来改善工作与经济状况，且这项权利不得受到雇主的剥夺或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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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资助与受教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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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选举权是受到明文保护的宪法权利，而社会福利则是仅受到最低限度司法保护的个人利益，那么公共教育所受到的平等保护则介于两者之间。美国的初等和中学教育分为私立和公立学校，其中公立学校属于州政府的一部分。在传统上，美国公立学校的财政资助主要来自学校当地的财产税（property tax）。可想而知，在贫富地区之间，公立学校来自财产税的教育经费差别巨大。联邦和各州资助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财政差异，但各地公立学校相对于每个学生的经费额并不相同，而各州政府默认了残存的差异。对于究竟运用何种标准来审查公立学校不平衡的教育经费，最高法院的案例法呈现出不定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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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贫富差距使美国公立学校的财政资助产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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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1973年的“德州校区资助案”而言，[313]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地区，最贫困地区的财产价值是每个学生5960美元；即使以州法允许的最高税率（1.05%）征收财产税，该地区每个学生只能获得26美元的教育经费。而在最富裕的地区，可征税财产价值是每个学生49000美元；即使仅以0.85%的税率征税，每个学生即可获得333美元的教育经费。在联邦和州政府补助之后，贫富地区的教育经费，被分别提高到每个学生356和594美元，因而在比例上得到显著的平等化，但在绝对数值上仍然相当不平等。贫困地区的居民挑战德州的公共教育财政系统，宣称州政府纵容不平等的教育经费，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平等保护。联邦地区法院认为财富构成嫌疑归类，且教育属于“基本权利”，因而推翻了州法。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推翻了地区法院结论，同时驳回了“嫌疑归类”和基本权利两项理由。鲍威尔法官（J.Powell）的意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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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保护并不要求绝对平等或准确的平等优势……教育显然不是联邦宪法明确保护的权利。我们也不能发现任何理由，把它作为受到隐含保护的权利。教育无可置疑的重要性，并不能使本院偏离审查各州社会和经济立法的通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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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在80年代的案例仍遵从“德州校区资助案”的多数意见。因此，最高法院至今仍倾向于运用合理性标准，来审查对教育机会的限制是否符合“平等保护”条款。以下1982年的“移民子女学费案”只是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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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保护条款并不要求教育资源的绝对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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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移民子女学费案”[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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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对合众国公民或合法外籍居民提供免费公共教育，却对未注册的非法移民子女征收学费。法院考虑的问题是，德州拒绝对非法移民的学龄子女提供免费公共教育，是否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布仁南法官的多数意见，认为州法确实违反了“平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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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入境法的无能为力或松懈实施，使我国境内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的“地下人口”。这种情形产生了由非注册外籍居民组成的永久阶层之幽灵；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而被鼓励留住此地，却被剥夺了我们社会提供给公民和合法居民的利益。对于一个以尊崇法律平等原则为骄傲的民族，这类下层阶级的存在是最为困扰的问题……立法把家长过错的负担转移到其子女身上，并不符合正义的基本观念。基于儿童不能控制的法律特征，德州法律施加了歧视性负担。法律对这些儿童出现于合众国境内而加以惩罚，因而很难找到合适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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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影响子女入学来惩罚非法移民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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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教育并非宪法授予个人的“权利”，但也不仅仅是和其他社会福利全同的某种政府“利益”。其区别在于教育对维持我们基本机制的重要性，以及教育之剥夺对儿童生活所产生的长期影响。另外，教育提供了基本工具，使个人能够采取富有经济效益的生活方式，从而有利于所有人。总之，教育对维系我们的社会结构具有基本作用。当某些团体被剥夺机会去吸收我们社会秩序所基于的价值和技能时，我们不能忽略国家所承受的显著社会代价。文盲是一种持久障碍；在其一生中的每天，不能读写都将妨碍被剥夺基本教育的个人。对社会与经济利益以及智力和心理健康的剥夺，将给个人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再加上对个人成就的阻碍，基于法律地位而剥夺基本教育的原则，很难和［平等保护］的平等构架相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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