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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为重新分配社会变革所做的贡献，……取决于法律专业的组织和文化。我们总结认为，法院所产生的实体规则改变，本身不是产生切实利益再分配的决定因素。诉讼所提供的杠杆作用，又取决于与其他层面能量的战略组合。进而，问题在于专业组织是否允许律师动用其他层面的技巧。律师越是将自己视为仅仅是法庭上的辩护士，就越是不愿承担新的任务，不愿形成与客户的持久联盟，不愿以法庭之外的面目出现，也就越不可能将自己作为媒介服务于重新分配的变革。不过，自相矛盾的是，那些对“富人”的优势最为宽容的法律人士（他们甘愿成为固定客户的“俘虏”），也最能够变成（或者更确切地说，颇有余地成为）这种改变的媒介。准确的原因在于，他们提供了与客户及其“事业”更多的认同，而且对于什么是适当的专业行为也缺乏严格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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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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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继续深入之前，注意庞德和加兰特尔对诉讼的作用及社会影响的解释有何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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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正考虑以法律为生涯，你觉得哪一种解释最适合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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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庞德的理论建构，法院、法官和其他的法律专业人士不是问题的一部分，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这一理论是否使法律、法律秩序以及其中的官员看起来比实际的情况更好些？（运用卡夫卡的寓言、北卡罗来纳州的案例和第二章中有关判决的材料来展开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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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案例选自劳拉·内德尔的著作，它展现了墨西哥一个法院如何试图在系争的当事人之间“制造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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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损坏的辣椒案[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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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内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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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2月24日，墨西哥奥科萨卡（Oaxaca）州维拉奥塔（Villa Alta）特区拉鲁阿（Ralu’a）镇。一位55岁的商人英格内西奥·安德烈斯·佐拉格（Ignacio Andres Zoalage）先生9点30分来到地方法院，在法官面前做了下面的陈述“我来告月台上那辆米色卡车的司机，他压坏了我一筐辣椒，有47.5公斤。”米色卡车的司机被传唤，15分钟后他来了，说自己名叫马里奥·沃德克斯·赫里奥（Mario Valdex Herrero）。法官问他是否真的压坏了那筐辣椒，他回答说：“确实是我压坏的，可是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没人提醒我；而且卡车主也有错，他本该给我配个帮手。还有，驾驶室很高，所以我也看不到。再说，这位先生也有错——他们这些人把要卖的东西放在地中央，明知道这里会有卡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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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问英格内西奥·安德烈斯先生：“你为什么明知有卡车要经过，还把货放在地上？”安德烈斯先生回答说：卡车有足够的地方可以通过。司机接着说：这不是真的，那地方是一个拐弯儿。安德烈斯先生说：“您看，法官大人，卡车从这边来，从这里，到那里。”法官说，本案最简便的解决办法是由司机赔偿他造成的损失，那筐辣椒应拿到这里来，以便估计一下损坏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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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离开了，法官命令书记官将货带来。书记官与辣椒的主人一起抬回了那筐辣椒。他们将辣椒倒在地板上，书记官将损坏的辣椒拣出放在一边，然后告知法官被损坏的辣椒大约1.5公斤。法官询问辣椒的主人想要多少赔偿，安德烈斯先生说不要很多，就3个比索。法官告诉司机，他必须赔偿3个比索。司机说：“好吧，我这就拿出3个比索。”与此同时，法官提醒原告以后要多加小心，摊位不要乱摆乱放，尤其不要摆在卡车前面。本案就此结束，原告带着他的辣椒走了，将损坏的辣椒留给了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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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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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中，法院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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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庞德的观点在这里如何运用？加兰特尔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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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双方满意的情况下解决案件的纠纷，除此之外，法院似乎都不关心。案件或者一部分案件总是要有明确的贏家和输家吗？法院是必须考虑超越特定的案件，还是应当仅仅关注手头案件本身？本案看起来直接而简单，它是否变成卡车司机们与商贩们的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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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某些时候，法院有没有自身的利益需要维护？比如，维持一致的判决结果，保持对法律、法院等的尊重。在当事各方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个人和制度的利益哪一个应当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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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损坏的辣椒案”中，法院涉及的是基本的平衡。下面的案件是对空气污染的早期司法反应，出现了更丰富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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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瑟斯奎汉纳化肥公司诉马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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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quehanna Fertilizer Co. v. M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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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900 73 Md.268（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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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鲁宾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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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起有关污害（nuisance）的诉讼，应当考虑的问题并非普通利益，因而比较重大。同时，对我们来说，在指导原则的适用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巨大的困难。原告是5座公寓的房主，房屋坐落在巴尔的摩市郊的坎顿（Canton）第八大道上。位于街角的房屋由原告居住，辟为旅馆或共用房，其他的房屋由房客居住。毗邻处是一家很大的化肥厂，归被告所有并由其经营。从该厂逸出了原告诉称的有毒气体，这种气体不仅引起他和房客的身体不适，而且引起财产本身的物质性损害。原告的证据显示：被告的工厂生产硫酸和化肥；逸出有毒气体，随风吹在原告及其房客所居住的房屋上；这种气体如此讨厌和有害，以至于影响了原告一家人的健康，有时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餐桌，乃至不得不离开房屋。原告的证据进一步显示：这些气体使他的财产受到物质性损害，晾在外面的衣服褪色受损，窗玻璃污浊不堪，甚至腐蚀房屋的锡制雨水落管。被告的证据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直接对立，但是，假定原告方的证人证言是真实的——这是应由陪审团来裁决的问题——那就仍是造成原告损害的可诉案件，对此，被告有责任恢复原状。没有什么比这样一项原则更加牢不可破：一个行业或企业的运行方式影响了他人对财产合理而舒适的享用，或者还造成了财产本身的物质性损害，损害了相邻的物主，为此发生了诉讼；同时，也不考虑这一企业的经营地点；而且，尽管它也可能是合法的、有益公众的；尽管在企业的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它可能运用了最好的和最令人认同的设备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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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的“博恩顿诉吉尔案”（Poynton v. Gill），……诉讼是由于熔化的铅过分接近原告的房屋，以至于引起了财产的实际损害。尽管企业是合法的、公众需要的，然而法院说：“被告应当在废弃的地方经营这种企业，并用围栏将该企业与公用地界隔离开来，使邻近的财产不致遭受损失。”这一原则确立后，时至今日一直是每一相似案件所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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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同意上诉人的意见，即，法庭本应指导陪审团裁决这样的事实：工厂的位置是否便利和适于上诉人的经营，其财产是否被合理地使用？如果他们确认了这些事实，则判决就应当是有利于被告的。对于被告和公众而言，这一切可能是便利而适宜的，但是，在法律的眼中，对于一个产生污害并引起他人财产实质损害的企业而言，没有什么地方是便利而适宜的。如果剥夺了邻人对其财产的合法使用和享受，那么任何土地的使用都不能说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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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而认为法律已经确定：在这类诉讼中，行业或企业经营的地点是否适当和便利于其经营宗旨，被告在此情形下的土地使用是否合理，这些问题都不应是陪审团裁决的范畴。我们完全同意：在这类诉讼中，法律不理会琐细的不便；每一件事都应从合理的视角加以观察；在此类案件中，确定污害问题应当考虑地理位置及所有相关情境；对公众有益而又投资甚巨的工厂，它的建立和经营地的人们不应坚持极端的权利，不应因每一琐细的不便而提起诉讼，否则，在这样的地方将不可能从事任何经营活动。但是，如果行业或企业经营的结果已经如此侵扰了他人的身体健康，或者引起了财物本身的实质损害，那么，这种对于邻近物主的损害足以构成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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