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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联邦的工作并不能取代各州的行动。《水污染控制法》“1（b）”明确宣称：国会的政策是“承认、保留、保护各州在防止和控制水污染方面的主要职责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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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新的《环境质量改善法》（Environmental Quality Improvement Act）……在阐述国会保护环境的总体政策的同时指出：“落实这一政策的主要责任在于州和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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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抱怨，尽管联邦有很大的权力储备，但却无所作为。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我们关心的是，联邦的法律不能取代州的行动。在现行联邦法律之下，各州确实有主要的责任来制定水质标准；联邦机构仅在某一州未尽职责时才为其制定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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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法律之中无一字一句禁止州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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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初审有许多负担和困惑，其中一些是复杂而著名的涉及水权的问题。一并影响着美国和加拿大利益的密歇根湖的排水系统及附属的水面下降问题，作为一个初审案件摆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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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拉多水系在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之间的分配是一项庞大的需要分析研究的艰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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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普拉特（Platte）河在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之间的分配，也被作为我们的初审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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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惯例一直要求我们在本案中任命一名特派员，我们还可以任命（或者授权特派员保留）一批科学顾问。本案的问题与前述的水污染案件相比是简单的。现在我们知道，倾泻在水中的汞通常变成一种有害的化学物质。本诉讼主要是确定各被告目前造成污染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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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问题披上了化学的神秘面纱，但还是能够被专家们所揭示。它将真正成为我们初审管辖的案件中最简单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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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在一份详细的报告中告诉我们，联邦法律中没有任何障碍阻止我们行使管辖权。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案件对公众的利益而言比本案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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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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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对俄亥俄州说了很多：最高法院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无法认定事实、确定赔偿；各公司已在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安大略省的监控之下；最高法院对本案的处理将仅仅触及一个大问题的一个方面；最后，俄亥俄州所需的任何救济都能够通过它自己的法院体系得到保障，而不必通过特别程序诉诸美国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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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论点与分歧意见相比较，再将怀安多特案中最高法院的推理与前节注释中提到的“戴蒙德案”的推理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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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是否充分权衡了相互冲突的利益，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摩擦和浪费？这一点正是庞德所主张的法律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中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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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蒙德案”和“怀安多特案”显示，污染问题已变得更重大，影响的地理区域更广泛，因而通过法院、立法机关或行政措施来消除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加简单。如果像“戴蒙德案”那样通过地方法院寻求问题的解决，那便倾向于将问题踢给政治或行政机构；如果像“怀安多特案”那样在司法体系的最高层寻求救济，那么问题可能被委之于下级法院或政治权威，有时是其范围内的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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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级别、所有政府部门或者国际财团都存在独立自主的“努力”，那么，人人能够行动，事实上反倒意味着没有人行动，污染的治理问题将因相互冲突的权力结构和政策而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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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情形发生，是否唯一不变的将是时间的流逝和污染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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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沃尔特·罗森·鲍姆[104]清点出几百个环保方面的制定法，美国环保署（EPA）和一系列机构，比如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以及内政部，都负有执行这些制定法的职责。这些机构有着不同的人事、财务和执行哲学。在议会中，也有同样的责任划分与再划分。众、参两院都有各种委员会和分会，都至少有一份编号一百以上的环保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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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保诉讼一直是复杂而久拖不决的，这对污染的持续增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断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当事人可以起诉？控告何人？在什么法院？依据何种法律？施以何种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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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87年的钱普林湖（Lake Champlain）污染案，原告是佛蒙特州的一些土地所有者，被告是国际纸业公司，依佛蒙特州有关污害的普通法的规定在佛蒙特州的法院起诉。[105]原告的诉求是赔偿金2千万美元、惩罚性赔偿金1亿美元以及禁止令。该公司经营地是钱普林湖靠纽约一侧，它的排污管道正好在纽约与佛蒙特州位于湖面上的边界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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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首先申请将案件移送给设在佛蒙特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审理。案件一到联邦法院，该公司又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求，理由是普通法中有关赔偿和禁止令的救济规定已经被全国性的《净化水法》（The Clean Water Act）所取代而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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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程序问题而非实体权利主张，使该案通过联邦法院系统一直到达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得不决定，联邦《净化水法》通过后，州的有关法律还是否有效，如果有效，是适用佛蒙特州（被污染者）的法律，还是适用纽约州（污染者）的法律，或者两者都有效。最高法院裁定，联邦法律不能全部取代各州有关污染的法律赔偿，但是，（为了消除混乱，）作为污染者的州的法律较被污染的州的法律优先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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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案件被发回后，以500万美元和解。来自佛蒙特州米德贝里（Middlebury）的原告律师彼得·兰洛克（Peter Langrock）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方案，以便分配和解结果。通过电话，兰洛克说他“已经完成了40份和解协议的计划”，准确确定了每个人应得的份额。（比如，一些原告离污染源更近些；一些人得知污染的情形后变卖了财产，假定财产完好无损，也被推定没有卖到应有的价钱；受污染的财产所有者得到的平均补偿为他们财产价值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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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洛克的工作跨越了20年，且两度到达最高法院。（他还说，如果适用纽约州的法律，他的客户所获得的好处会比现在这样适用佛蒙特州的法律更多，这真是命运的捉弄，因为他曾在最高法院极力主张适用佛蒙特州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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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在本章选取了一些案例，以说明涉及污染的案件是以何种方式诉至法院的：一位土地所有者因财产损害而起诉多名污染者（“瑟斯奎汉纳案”、“达克镇案”、“国际纸业公司案”）；由州起诉污染者，要求禁止令和清理费用（“田纳西铜业公司案”、“怀安多特化工公司案”）；众多公民起诉上百家公司，该案中法人行为的累加影响被确定了，但特定的污染源没有确定（“戴蒙德诉通用汽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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