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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因污染造成的死亡和伤害而起诉。“安德森诉格雷斯及公司案”（Anderson v. W. R. Grace and Company）即是适例，此案因《一起民事诉讼案》[106]一书而著名。该书按照时间顺序细述了为案件奋战的近10年的迂回曲折，这本畅销书是以原告马萨诸塞州沃本镇（Woburn）的代理律师简·舒里克曼（Jan Schlichmann）的视角写作的。要了解在污染行为与其后果之间建立联系的重重困难，本书是不可或缺的指导；要了解法人被告如何以不受限制的“战争资金”来充分利用程序的复杂性去打一场官司，本书是言简意赅的提纲。人们通常以为，运用法律技巧在刑事诉讼中非常盛行，而法律技巧在这些民事案件中的运用与滥用，使刑事诉讼中的伎俩相形见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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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本案”的线索是直白的，但却无法准确估量。在该镇的一些地区，白血病和其他严重疾病的发病率很高，受波及的家庭都饮用了从邻近被告公司的地下蓄水层打井抽取的水。被告公司在鞣革及清洗过程中使用了有毒的化学品。如果这些化学品进入水源，就会危害身体健康，但是，当案件开始时，危害的程度及产生这种程度的危害所必须的化学品剂量尚不完全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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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怀安多特案”中，伊利湖污染的因果关系问题是有争议的；在“沃本案”中，因果关系的建立更为困难。原告已经证明了来自公司的化学品污染了蓄水层，并进入了水井，进入了家庭，影响了起诉人的家庭健康。每一因素都须严谨的证据证明，这是一个费用昂贵的过程，涉及毒物学、水文地理学和医药学领域的专家。每一要点都有相对立的专家意见。来自公司的化学品与白血病、神经性、遗传性和呼吸道疾病的病原学上的关联，是医学难于理解的边缘性问题。这些都使本案冗长、多次拖延且耗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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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舒里克曼身陷此案而不能自拔。他认识到，无论官司是否继续打下去，他都会被逼发疯。他可以选择疯的形式，却不能从根本上避免发疯。如果我在这里把结果说出来，他解决这种两难的努力就不那么精彩了。（参见《一起民事诉讼案》，任何学者，如果想要了解法律制度，以及了解如何利用非正常死亡和伤害诉讼来补偿环境污染，都应该阅读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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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俄亥俄州诉怀安多特案”、“国际纸业公司诉奥莱特案”（International Paper Company v. Ouelette）和“安德森诉格雷斯及公司案”之类，都提出了一个令人烦恼的结论：有关污染的联邦或州的法律究竟怎样表述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告的战略地位，以及他们与对手相比其承受诉讼负担的能力如何：保证长期聘用昂贵的律师，让案件在可能的法院之间转来转去，争论应适用何种法律，制造拖延、复杂性和执行费用，或者使法院和对手纠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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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手预审时还算顺利，法律上还站得住脚，后面仍然有一次又一次的庭审和收集科学的和其他的证据所要付出的大量开销，而诉讼的总体开支是有限的；然后是在允许的范围内一轮又一轮的上诉，每次上诉都等于案件的重新开始和新的诉讼负担。如果像“奥莱特案”一样，为从造成污染的公司获得500万美元而耗费20年打一场官司，谁是贏家？污染者失败了吗？在“安德森案”中，要投入多少艰辛和资源，才能获得正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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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美国法现有的环保措施如何，当公司将经营转入第三世界时，这些措施就无从适用了。查尔斯·皮尔逊在《跨国公司、环境与第三世界》一书中总结了环保措施失效的原因：“跨国化使纯属国内的控制体系可以被规避，低效残缺而又无从落实，可以利用又可以谈判。”[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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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国化的角度看，法律的实施可以增加利润，因为节省了预防、处置或者清理的费用。我们所称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向跨国化奉送的部分内容就是免除不受人欢迎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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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发生的一些情况生动地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墨西哥人再不能合法北上美国从事农业工作了，因而有了“工业加工区计划”（Maquiladora program）。主要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墨西哥建立了工厂，从事低档产品的配件组装，成品可以免税运回美国。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获得通过，生产形式得以扩展，不再局限于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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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是污染。“工业加工区计划”实施时已然存在的环境问题被恶化，因为有太多的活动都发生在这块不适合如此广泛而迅速发展的土地上。下面的读物让我们知道跨越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的诺格莱斯（Nogales）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污染。如果贫困的人们离不开工作，工作也离不开贫困的人们，需要劳动，也需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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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生活是属于每个人的[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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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丽亚姆·戴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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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遇到吉米·特耶彻（Jimmy Teyechea），他在开门时向我板着脸。这是1994年2月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早晨，我不过是又一个来骚扰的记者，想向这位身患癌症的人采访诺格莱斯位于亚利桑那州一侧的环境污染情况，以及他为反对环境污染而采取的直率行动……我给他一个钟头洗漱一下，当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焕然一新了。他洗了个澡，梳理了头发，穿了一条牛仔裤，上面配一件有米老鼠图案的羊毛衫……“这不是生存和死亡之间的战争，”他对我说，“这场战争是为了给生命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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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带我到卡里罗（Carrillo）街上转转。他戴上太阳镜，吃力地拄着拐杖……吉米手指他家对面的一座房子说道：“那里住的是班彻莱尔先生，他死于骨髓瘤。他23岁的儿子死于白血病。”他慢吞吞地走着，继续说：“再看那边，住的是杰西·帕蒂达，得了喉癌。”我们横过马蒂内兹（Martinez）街，然后沿街而行，边走边列举每座房中受害者的名字和他们所患的癌症类型。一共有14个病例，至少一半发生在卡里罗街住着的18个家庭里，这还不包括马蒂内兹街角那些家庭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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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儿时生活过的家中，吉米向我展示客厅里的一张标针地图和一本剪贴簿，用来显示诺格莱斯疾病蔓延的程度和这块边境上的污染问题。我们谈到癌症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吉米曾是农产品经纪人，每年有6位数的收人。他是一个社交红人，又是一名赛马骑师。他告诉我，在那些日子里，当他跨越警戒线去购买葡萄时，根本没有想到过农工们在哪里睡觉，吃些什么，是否正受杀虫剂的毒害。他说：“这一切与我无关，我从未想到人们正在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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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的时候，吉米被诊断出一种罕见的癌症，名为“多发性骨髓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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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瘤是白血病或称血癌的一种，当骨髓中的造血细胞疯狂生长失去控制时，就会发生这种疾病，但像吉米这么年轻的人却很少得这种病，因而他很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他喝酒，也吸烟，不过吉米的内科医生乔治·康莫西（George Comerci）告诉他，这些嗜好都与骨髓瘤无关。他从事的农产品工作可能使他接触杀虫剂，但医生同样不认为这种接触在剂量和时间上足以造成这样的伤害。康莫西医生说：“我们真的不知道骨髓瘤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吉米不满足于这样的答案。他知道，一定有什么东西引起了这种疾病；他相信，如果尽到足够的努力，就能够找到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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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吉米并没有怀疑环境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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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应当知道诺格莱斯发生的一切，”他平静地说，“我要替那个我刚去探望的得了白血病的12岁男孩说话；我要为那些死去的朋友说话。我想知道的是，在我死后，谁替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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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望去，你不会疑心卡里罗街上有什么不对劲儿。街道两边是祥和的居民，离南面的国界约1英里，与诺格莱斯低地有几个街区，是诺格莱斯在亚利桑那州一侧最好的街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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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察觉当地环境的改变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当时，居民们开始注意到，曾经是蔚蓝的天空正在变成黄褐色。随着此前10年墨西哥的跨界贸易与人口涌入，自南向北的盛行风向使得美国一侧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至20世纪90年代初，空气检测显示，小小的诺格莱斯，其空气质量是亚利桑那州最差的，甚至比拥有两百多万人的菲尼克斯市更糟，后者曾屡屡突破联邦制定的空气质量标准。位于边界以南3英里的诺格莱斯的垃圾场，每隔几周就会焚烧垃圾。空气中充斥着燃烧的废旧轮胎、塑料和其他废物发出的难闻的气味，它强烈刺痛人们的喉咙和眼睛，以至于学校不得不取消户外活动。冬季空气尤为低劣，几百辆等待过境的运输农产品的卡车排放出大量的废气，像浓雾一样笼罩着谷地，被冷空气稳固地聚拢在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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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墨西哥一侧的空气也很糟糕，甚至更加低劣，但主要的环境和公共健康问题——这里以及所有边境上——在于不足的供水和排水系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止，诺格莱斯低地一年到头都流淌着来自山坡上几千座棚屋的废水，还有许多上、下水管道的泄漏物。暴雨一来，山坡上冲下的与下水道泛出的，一起汇入低地河床，成吨成吨的污水和垃圾顺流而下进入美国。1990年，在亚利桑那州的诺格莱斯发生了几十起肝炎病例，圣克鲁兹（Santa Cruz）县官方宣布，低地河床中的水已经成为公众健康的威胁。美国政府在墨西哥水流入口处安装了氯化器，目的是杀死那些流入美国的水中的细菌。当然，氯化器对于大量的金属、溶剂、石油以及河床中漂流的其他废物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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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污染开始泛滥的信号出现在1986年。当时，亚利桑那州卫生部门在水中发现了含量很高的多种毒素，包括三氯乙烷、四氯乙烷、氯仿和三氯乙烯。接下来又检测出高含量的铅、氰化物、汞、铬、铜和其他金属。1988年，对沿河床的水井进行检测时，发现了多种工业溶解物，还有水面的有害漂浮物，它们污染了边界北部至少几英里范围内的地下水。那一时期，亚利桑那州一侧沿低地河床至少有上百口私人水井，墨西哥一侧的水井也难以计数。许多家庭和企业，包括向全国运送水果和蔬菜的农产品作坊，当时都在使用这些水井。20世纪80年代末以及1994年，圣克鲁兹县卫生部门提醒亚利桑那州诺格莱斯的私人水井拥有者：不要饮用这些井水，也不要用井水洗菜做饭，但这个部门没有权力封闭这些水井，也无法知道有多少居民注意到它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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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珊·托马斯·雷米莱兹而言，这个警告来的太晚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她的全家生活在诺格莱斯低地河床沿岸的一栋房子里，就靠近旁的水井生活。苏珊当时正怀着她最小的孩子米歇尔，喝的就是这口井里的水。1987年，她只有18个月的小女儿被诊断患了白血病。苏珊和邻居们谈起这件事，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身患癌症。她开始怀疑这些井水，并对自己的水井进行了检测，尽管检测结果没有问题，但并未消除她的怀疑。沿低地河床展开的这些水井都很浅，最多15英尺，污染物可以迅速出现，也可以迅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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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全家搬到镇子的其他地方，但是发生了这种事，她开始怀疑诺格莱斯是否还有安全的用水。她做了一些研究，发现绝大部分的公共饮用水来自被认为是安全的、镇东5英里圣克鲁兹河沿岸的那些水井。不过，她惊讶地得知，至少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到旱季，这个城市就开始靠低地河床的水井来供给用水。更令她不安的发现是，私营的供水公司不断抽取沿岸的井水，供给当地几千名居民，就像诺格莱斯的索诺拉（Sonora）—样，后者就是边界以南3英里那个焚烧垃圾的地方。苏珊在许多会议和研讨中都开始说到这些水的情况，并且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诉说，其中也包括吉米·特耶彻。在与苏珊交谈之后，吉米让全家转而饮用瓶装水，但是，他仍然不能确信自己的癌症与环境有什么牵连。继而，在1992年初，他在卡里罗街住房的客厅中悟到了这种联系。多发性骨髓瘤被认为是相对少见的癌症，在诺克莱斯这样的小镇上，每年的预期病例应当是一个左右。而现实情况是，街对面的那个人已经死于骨髓瘤，街角上住的那个人也患了同一种病，特耶彻家后院对面的房子里住的妇女也刚刚被诊断出这种疾病。“在这小小的两个街区范围内，竟然有4个罕见的癌症病例，”吉米对自己的母亲说，“这太多了，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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