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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沃尔特·罗森·鲍姆[104]清点出几百个环保方面的制定法，美国环保署（EPA）和一系列机构，比如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以及内政部，都负有执行这些制定法的职责。这些机构有着不同的人事、财务和执行哲学。在议会中，也有同样的责任划分与再划分。众、参两院都有各种委员会和分会，都至少有一份编号一百以上的环保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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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保诉讼一直是复杂而久拖不决的，这对污染的持续增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断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当事人可以起诉？控告何人？在什么法院？依据何种法律？施以何种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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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87年的钱普林湖（Lake Champlain）污染案，原告是佛蒙特州的一些土地所有者，被告是国际纸业公司，依佛蒙特州有关污害的普通法的规定在佛蒙特州的法院起诉。[105]原告的诉求是赔偿金2千万美元、惩罚性赔偿金1亿美元以及禁止令。该公司经营地是钱普林湖靠纽约一侧，它的排污管道正好在纽约与佛蒙特州位于湖面上的边界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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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首先申请将案件移送给设在佛蒙特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审理。案件一到联邦法院，该公司又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求，理由是普通法中有关赔偿和禁止令的救济规定已经被全国性的《净化水法》（The Clean Water Act）所取代而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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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程序问题而非实体权利主张，使该案通过联邦法院系统一直到达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得不决定，联邦《净化水法》通过后，州的有关法律还是否有效，如果有效，是适用佛蒙特州（被污染者）的法律，还是适用纽约州（污染者）的法律，或者两者都有效。最高法院裁定，联邦法律不能全部取代各州有关污染的法律赔偿，但是，（为了消除混乱，）作为污染者的州的法律较被污染的州的法律优先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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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案件被发回后，以500万美元和解。来自佛蒙特州米德贝里（Middlebury）的原告律师彼得·兰洛克（Peter Langrock）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方案，以便分配和解结果。通过电话，兰洛克说他“已经完成了40份和解协议的计划”，准确确定了每个人应得的份额。（比如，一些原告离污染源更近些；一些人得知污染的情形后变卖了财产，假定财产完好无损，也被推定没有卖到应有的价钱；受污染的财产所有者得到的平均补偿为他们财产价值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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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洛克的工作跨越了20年，且两度到达最高法院。（他还说，如果适用纽约州的法律，他的客户所获得的好处会比现在这样适用佛蒙特州的法律更多，这真是命运的捉弄，因为他曾在最高法院极力主张适用佛蒙特州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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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在本章选取了一些案例，以说明涉及污染的案件是以何种方式诉至法院的：一位土地所有者因财产损害而起诉多名污染者（“瑟斯奎汉纳案”、“达克镇案”、“国际纸业公司案”）；由州起诉污染者，要求禁止令和清理费用（“田纳西铜业公司案”、“怀安多特化工公司案”）；众多公民起诉上百家公司，该案中法人行为的累加影响被确定了，但特定的污染源没有确定（“戴蒙德诉通用汽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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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因污染造成的死亡和伤害而起诉。“安德森诉格雷斯及公司案”（Anderson v. W. R. Grace and Company）即是适例，此案因《一起民事诉讼案》[106]一书而著名。该书按照时间顺序细述了为案件奋战的近10年的迂回曲折，这本畅销书是以原告马萨诸塞州沃本镇（Woburn）的代理律师简·舒里克曼（Jan Schlichmann）的视角写作的。要了解在污染行为与其后果之间建立联系的重重困难，本书是不可或缺的指导；要了解法人被告如何以不受限制的“战争资金”来充分利用程序的复杂性去打一场官司，本书是言简意赅的提纲。人们通常以为，运用法律技巧在刑事诉讼中非常盛行，而法律技巧在这些民事案件中的运用与滥用，使刑事诉讼中的伎俩相形见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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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本案”的线索是直白的，但却无法准确估量。在该镇的一些地区，白血病和其他严重疾病的发病率很高，受波及的家庭都饮用了从邻近被告公司的地下蓄水层打井抽取的水。被告公司在鞣革及清洗过程中使用了有毒的化学品。如果这些化学品进入水源，就会危害身体健康，但是，当案件开始时，危害的程度及产生这种程度的危害所必须的化学品剂量尚不完全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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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怀安多特案”中，伊利湖污染的因果关系问题是有争议的；在“沃本案”中，因果关系的建立更为困难。原告已经证明了来自公司的化学品污染了蓄水层，并进入了水井，进入了家庭，影响了起诉人的家庭健康。每一因素都须严谨的证据证明，这是一个费用昂贵的过程，涉及毒物学、水文地理学和医药学领域的专家。每一要点都有相对立的专家意见。来自公司的化学品与白血病、神经性、遗传性和呼吸道疾病的病原学上的关联，是医学难于理解的边缘性问题。这些都使本案冗长、多次拖延且耗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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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舒里克曼身陷此案而不能自拔。他认识到，无论官司是否继续打下去，他都会被逼发疯。他可以选择疯的形式，却不能从根本上避免发疯。如果我在这里把结果说出来，他解决这种两难的努力就不那么精彩了。（参见《一起民事诉讼案》，任何学者，如果想要了解法律制度，以及了解如何利用非正常死亡和伤害诉讼来补偿环境污染，都应该阅读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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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俄亥俄州诉怀安多特案”、“国际纸业公司诉奥莱特案”（International Paper Company v. Ouelette）和“安德森诉格雷斯及公司案”之类，都提出了一个令人烦恼的结论：有关污染的联邦或州的法律究竟怎样表述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告的战略地位，以及他们与对手相比其承受诉讼负担的能力如何：保证长期聘用昂贵的律师，让案件在可能的法院之间转来转去，争论应适用何种法律，制造拖延、复杂性和执行费用，或者使法院和对手纠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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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手预审时还算顺利，法律上还站得住脚，后面仍然有一次又一次的庭审和收集科学的和其他的证据所要付出的大量开销，而诉讼的总体开支是有限的；然后是在允许的范围内一轮又一轮的上诉，每次上诉都等于案件的重新开始和新的诉讼负担。如果像“奥莱特案”一样，为从造成污染的公司获得500万美元而耗费20年打一场官司，谁是贏家？污染者失败了吗？在“安德森案”中，要投入多少艰辛和资源，才能获得正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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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美国法现有的环保措施如何，当公司将经营转入第三世界时，这些措施就无从适用了。查尔斯·皮尔逊在《跨国公司、环境与第三世界》一书中总结了环保措施失效的原因：“跨国化使纯属国内的控制体系可以被规避，低效残缺而又无从落实，可以利用又可以谈判。”[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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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国化的角度看，法律的实施可以增加利润，因为节省了预防、处置或者清理的费用。我们所称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向跨国化奉送的部分内容就是免除不受人欢迎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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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发生的一些情况生动地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墨西哥人再不能合法北上美国从事农业工作了，因而有了“工业加工区计划”（Maquiladora program）。主要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墨西哥建立了工厂，从事低档产品的配件组装，成品可以免税运回美国。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获得通过，生产形式得以扩展，不再局限于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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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是污染。“工业加工区计划”实施时已然存在的环境问题被恶化，因为有太多的活动都发生在这块不适合如此广泛而迅速发展的土地上。下面的读物让我们知道跨越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的诺格莱斯（Nogales）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污染。如果贫困的人们离不开工作，工作也离不开贫困的人们，需要劳动，也需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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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生活是属于每个人的[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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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丽亚姆·戴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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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遇到吉米·特耶彻（Jimmy Teyechea），他在开门时向我板着脸。这是1994年2月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早晨，我不过是又一个来骚扰的记者，想向这位身患癌症的人采访诺格莱斯位于亚利桑那州一侧的环境污染情况，以及他为反对环境污染而采取的直率行动……我给他一个钟头洗漱一下，当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焕然一新了。他洗了个澡，梳理了头发，穿了一条牛仔裤，上面配一件有米老鼠图案的羊毛衫……“这不是生存和死亡之间的战争，”他对我说，“这场战争是为了给生命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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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带我到卡里罗（Carrillo）街上转转。他戴上太阳镜，吃力地拄着拐杖……吉米手指他家对面的一座房子说道：“那里住的是班彻莱尔先生，他死于骨髓瘤。他23岁的儿子死于白血病。”他慢吞吞地走着，继续说：“再看那边，住的是杰西·帕蒂达，得了喉癌。”我们横过马蒂内兹（Martinez）街，然后沿街而行，边走边列举每座房中受害者的名字和他们所患的癌症类型。一共有14个病例，至少一半发生在卡里罗街住着的18个家庭里，这还不包括马蒂内兹街角那些家庭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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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儿时生活过的家中，吉米向我展示客厅里的一张标针地图和一本剪贴簿，用来显示诺格莱斯疾病蔓延的程度和这块边境上的污染问题。我们谈到癌症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吉米曾是农产品经纪人，每年有6位数的收人。他是一个社交红人，又是一名赛马骑师。他告诉我，在那些日子里，当他跨越警戒线去购买葡萄时，根本没有想到过农工们在哪里睡觉，吃些什么，是否正受杀虫剂的毒害。他说：“这一切与我无关，我从未想到人们正在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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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的时候，吉米被诊断出一种罕见的癌症，名为“多发性骨髓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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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瘤是白血病或称血癌的一种，当骨髓中的造血细胞疯狂生长失去控制时，就会发生这种疾病，但像吉米这么年轻的人却很少得这种病，因而他很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他喝酒，也吸烟，不过吉米的内科医生乔治·康莫西（George Comerci）告诉他，这些嗜好都与骨髓瘤无关。他从事的农产品工作可能使他接触杀虫剂，但医生同样不认为这种接触在剂量和时间上足以造成这样的伤害。康莫西医生说：“我们真的不知道骨髓瘤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吉米不满足于这样的答案。他知道，一定有什么东西引起了这种疾病；他相信，如果尽到足够的努力，就能够找到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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