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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是污染。“工业加工区计划”实施时已然存在的环境问题被恶化，因为有太多的活动都发生在这块不适合如此广泛而迅速发展的土地上。下面的读物让我们知道跨越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的诺格莱斯（Nogales）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污染。如果贫困的人们离不开工作，工作也离不开贫困的人们，需要劳动，也需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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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生活是属于每个人的[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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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丽亚姆·戴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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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遇到吉米·特耶彻（Jimmy Teyechea），他在开门时向我板着脸。这是1994年2月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早晨，我不过是又一个来骚扰的记者，想向这位身患癌症的人采访诺格莱斯位于亚利桑那州一侧的环境污染情况，以及他为反对环境污染而采取的直率行动……我给他一个钟头洗漱一下，当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焕然一新了。他洗了个澡，梳理了头发，穿了一条牛仔裤，上面配一件有米老鼠图案的羊毛衫……“这不是生存和死亡之间的战争，”他对我说，“这场战争是为了给生命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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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带我到卡里罗（Carrillo）街上转转。他戴上太阳镜，吃力地拄着拐杖……吉米手指他家对面的一座房子说道：“那里住的是班彻莱尔先生，他死于骨髓瘤。他23岁的儿子死于白血病。”他慢吞吞地走着，继续说：“再看那边，住的是杰西·帕蒂达，得了喉癌。”我们横过马蒂内兹（Martinez）街，然后沿街而行，边走边列举每座房中受害者的名字和他们所患的癌症类型。一共有14个病例，至少一半发生在卡里罗街住着的18个家庭里，这还不包括马蒂内兹街角那些家庭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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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儿时生活过的家中，吉米向我展示客厅里的一张标针地图和一本剪贴簿，用来显示诺格莱斯疾病蔓延的程度和这块边境上的污染问题。我们谈到癌症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吉米曾是农产品经纪人，每年有6位数的收人。他是一个社交红人，又是一名赛马骑师。他告诉我，在那些日子里，当他跨越警戒线去购买葡萄时，根本没有想到过农工们在哪里睡觉，吃些什么，是否正受杀虫剂的毒害。他说：“这一切与我无关，我从未想到人们正在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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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的时候，吉米被诊断出一种罕见的癌症，名为“多发性骨髓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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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瘤是白血病或称血癌的一种，当骨髓中的造血细胞疯狂生长失去控制时，就会发生这种疾病，但像吉米这么年轻的人却很少得这种病，因而他很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他喝酒，也吸烟，不过吉米的内科医生乔治·康莫西（George Comerci）告诉他，这些嗜好都与骨髓瘤无关。他从事的农产品工作可能使他接触杀虫剂，但医生同样不认为这种接触在剂量和时间上足以造成这样的伤害。康莫西医生说：“我们真的不知道骨髓瘤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吉米不满足于这样的答案。他知道，一定有什么东西引起了这种疾病；他相信，如果尽到足够的努力，就能够找到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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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吉米并没有怀疑环境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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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应当知道诺格莱斯发生的一切，”他平静地说，“我要替那个我刚去探望的得了白血病的12岁男孩说话；我要为那些死去的朋友说话。我想知道的是，在我死后，谁替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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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望去，你不会疑心卡里罗街上有什么不对劲儿。街道两边是祥和的居民，离南面的国界约1英里，与诺格莱斯低地有几个街区，是诺格莱斯在亚利桑那州一侧最好的街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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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察觉当地环境的改变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当时，居民们开始注意到，曾经是蔚蓝的天空正在变成黄褐色。随着此前10年墨西哥的跨界贸易与人口涌入，自南向北的盛行风向使得美国一侧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至20世纪90年代初，空气检测显示，小小的诺格莱斯，其空气质量是亚利桑那州最差的，甚至比拥有两百多万人的菲尼克斯市更糟，后者曾屡屡突破联邦制定的空气质量标准。位于边界以南3英里的诺格莱斯的垃圾场，每隔几周就会焚烧垃圾。空气中充斥着燃烧的废旧轮胎、塑料和其他废物发出的难闻的气味，它强烈刺痛人们的喉咙和眼睛，以至于学校不得不取消户外活动。冬季空气尤为低劣，几百辆等待过境的运输农产品的卡车排放出大量的废气，像浓雾一样笼罩着谷地，被冷空气稳固地聚拢在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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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墨西哥一侧的空气也很糟糕，甚至更加低劣，但主要的环境和公共健康问题——这里以及所有边境上——在于不足的供水和排水系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止，诺格莱斯低地一年到头都流淌着来自山坡上几千座棚屋的废水，还有许多上、下水管道的泄漏物。暴雨一来，山坡上冲下的与下水道泛出的，一起汇入低地河床，成吨成吨的污水和垃圾顺流而下进入美国。1990年，在亚利桑那州的诺格莱斯发生了几十起肝炎病例，圣克鲁兹（Santa Cruz）县官方宣布，低地河床中的水已经成为公众健康的威胁。美国政府在墨西哥水流入口处安装了氯化器，目的是杀死那些流入美国的水中的细菌。当然，氯化器对于大量的金属、溶剂、石油以及河床中漂流的其他废物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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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污染开始泛滥的信号出现在1986年。当时，亚利桑那州卫生部门在水中发现了含量很高的多种毒素，包括三氯乙烷、四氯乙烷、氯仿和三氯乙烯。接下来又检测出高含量的铅、氰化物、汞、铬、铜和其他金属。1988年，对沿河床的水井进行检测时，发现了多种工业溶解物，还有水面的有害漂浮物，它们污染了边界北部至少几英里范围内的地下水。那一时期，亚利桑那州一侧沿低地河床至少有上百口私人水井，墨西哥一侧的水井也难以计数。许多家庭和企业，包括向全国运送水果和蔬菜的农产品作坊，当时都在使用这些水井。20世纪80年代末以及1994年，圣克鲁兹县卫生部门提醒亚利桑那州诺格莱斯的私人水井拥有者：不要饮用这些井水，也不要用井水洗菜做饭，但这个部门没有权力封闭这些水井，也无法知道有多少居民注意到它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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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珊·托马斯·雷米莱兹而言，这个警告来的太晚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她的全家生活在诺格莱斯低地河床沿岸的一栋房子里，就靠近旁的水井生活。苏珊当时正怀着她最小的孩子米歇尔，喝的就是这口井里的水。1987年，她只有18个月的小女儿被诊断患了白血病。苏珊和邻居们谈起这件事，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身患癌症。她开始怀疑这些井水，并对自己的水井进行了检测，尽管检测结果没有问题，但并未消除她的怀疑。沿低地河床展开的这些水井都很浅，最多15英尺，污染物可以迅速出现，也可以迅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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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全家搬到镇子的其他地方，但是发生了这种事，她开始怀疑诺格莱斯是否还有安全的用水。她做了一些研究，发现绝大部分的公共饮用水来自被认为是安全的、镇东5英里圣克鲁兹河沿岸的那些水井。不过，她惊讶地得知，至少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到旱季，这个城市就开始靠低地河床的水井来供给用水。更令她不安的发现是，私营的供水公司不断抽取沿岸的井水，供给当地几千名居民，就像诺格莱斯的索诺拉（Sonora）—样，后者就是边界以南3英里那个焚烧垃圾的地方。苏珊在许多会议和研讨中都开始说到这些水的情况，并且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诉说，其中也包括吉米·特耶彻。在与苏珊交谈之后，吉米让全家转而饮用瓶装水，但是，他仍然不能确信自己的癌症与环境有什么牵连。继而，在1992年初，他在卡里罗街住房的客厅中悟到了这种联系。多发性骨髓瘤被认为是相对少见的癌症，在诺克莱斯这样的小镇上，每年的预期病例应当是一个左右。而现实情况是，街对面的那个人已经死于骨髓瘤，街角上住的那个人也患了同一种病，特耶彻家后院对面的房子里住的妇女也刚刚被诊断出这种疾病。“在这小小的两个街区范围内，竟然有4个罕见的癌症病例，”吉米对自己的母亲说，“这太多了，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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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与疾病斗争相同的坚韧性开始探究诺格拉斯集中发病的缘由。他到当地丧葬部门，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研究自1986年以来的1千个死亡证明。其中有400个没有提到死亡原因，剩下600个当中，有290个被标明死于癌症。这个数字加深了吉米的怀疑：一定发生了极为严重的事情。他与康莫西医生谈了自己的发现，并且得知这位医生也在关注周围的一切。20世纪80年代晚期，根据康莫西的统计，至少有13人已经死于或被诊断患有胰腺癌，这是亚利桑那州诺格莱斯这个地方应有数字的两倍。这些死者中有8个住在努恩（Noon）街和麦克耐布（McNab）街，它们位于可以俯瞰卡里罗街的山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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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遇到了另一位诺格莱斯本地人，她叫安娜·阿奎娜，同样关注着事件的发展。安娜列出一个名单，上面的人都患有狼疮。这是一种原因不明的自体免疫疾病，发病者通常是妇女，能够引起关节疼痛无力并且损害肾脏和神经系统。安娜本人就是这样的患者，她仅仅通过朋友和邻居，就得知并列出了20多个狼疮患者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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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1月，吉米、安娜和苏珊邀请了十几位朋友和邻居到安娜家中，帮助制作一张当地疾病分布图。他们用不同颜色的小旗来标出死者和患者的家庭位置：黄色代表胰腺癌；红色代表白血病和多发性骨髓瘤等血癌；橙色代表卵巢癌；黑色代表狼疮；绿色代表其他各种癌症。当晚他们完成这个分布图时，图上已经插满了各种颜色的小旗。尽管这些小旗没有揭示明确的规律，但却显示出绝大多数的发病都集中在镇中心和低地河床沿岸的居民中。这次制图会议上了《诺格莱斯国际》（Nogales International）的首页新闻，并且被证明是一个转折点。几十个人患有或死于癌症或狼疮，这导致了一系列的会议。所有的人都因分担了他人的痛苦而欣慰，也都因找到了可能的答案而欣喜。吉米他们的新组织命名为“LIFE”（Living Is For Everyone），并且激励该组织的成员们，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在孤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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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组织还有一个更富于战斗精神的目的。在发现了诺格莱斯环境污染的范围之后，吉米、安娜、苏珊和life的其他成员开始确信，是污染导致了他们的疾病，而不是基因、生活方式、上帝或者命运。他们成立LIFE的目的，不仅在于相互支持，而且在于促使科学家们找到这些病因，并且更重要的是，要求清除环境污染。在吉米心目中，直面并阻止污染者就是这个团队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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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LIFE就惹起了争议。当地居民和企业家们担心会有负面的宣传效果，又不愿意让墨西哥一侧的诺格莱斯人不满，因而拒绝与这个组织合作。亚利桑那州的官员们也贬低LIFE对环境的忧虑，他们声称，在诺格莱斯，污染导致疾病的主张经不起科学的审视。蒂姆·弗拉德医生是亚利桑那州预防传染病办公室的主任，他说：“这只是公众重大误解的一部分，说癌症与被污染的总体环境有关，这方面的证据太少了。”弗拉德甚至怀疑在诺格莱斯的发病率是超常的。他指出，1990年，圣克鲁兹县的癌症死亡率是142/100000，少于亚利桑那州185/100000的平均死亡率，而且该县的前列腺癌和宫颈癌并不高于平均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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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弗拉德医生这样的官员和专家的反驳，LIFE给出的诺格莱斯癌症和狼疮的高发病证据还是引起了亚利桑那大学两位科学家的重视。乔尔·梅斯特（Joel Meister）和拉里·克拉克（Larry Clark）两位博士会见了这个组织的成员。两位科学家对吉米、安娜和苏珊所做的工作产生深刻印象，并且同意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克拉克运用LIFE给出的数据做了初步估算，发现诺格莱斯的狼疮、多发性骨髓瘤和白血病确实高于应有的水平。两位科学家说，他们相信弗拉德医生所依赖的该州的癌症统计数据是不完全的，需要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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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一边搜集信息，一边开始将有关诺格莱斯和边境其他地区环境污染的文章剪贴汇集起来。这不是一幅令人乐观的图画。1990年，记者桑迪·图兰（Sandy Tolan）从诺格莱斯工业区附近一处排水孔采集了水样，据此为《纽约时代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写了一篇关于工业加工区的文章。结果显示，甲苯、二甲苯、苯和其他致癌物的含量都达到了危险水平。同年，有一个叫“全国反毒战役”（National Toxics Campaign）的组织也从一家工厂排向街道的水中抽取了一个水样，发现其中含有安全水平66倍的铜和300倍的铬。这个工厂原属麦考拉铸币企业，现在由美国乐器公司（UMI）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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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相信，这些水样仅仅是有毒冰山的一角。他说：“他们已经倾倒了20年，我一想到那里的一切，就不寒而栗”。自1983年以来，工业加工区被认为是在生产过程中制造这些有害物质的罪魁祸首，而且还将废物运回到它们的来源国，通常是美国。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研究发现，只有30%的工业加工区废物被运走，只有20%的废物运输能够证明是依法而行的。对有害废物的适当处置是昂贵的，每桶需要几百美元。这促使公司管理层积极寻找其他更省钱的方式。20世纪90年代早期，吉米在诺格莱斯有一位朋友叫菲尔·伯内克，他说自己亲眼目睹了18年来的废物倾倒：“我看到每周有3500加仑的有害废物被倾倒在水沟里。只要工头们说：‘是，老板，我来处理这事，已经处理好了……’这就是老板们想知道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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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得知，边境地区到处都有无脑畸形的病例，在垃圾场所在地的索诺拉，1990年有2例，1991年有6例，1992年有9例。这使当地的医生们感到震惊，也促使健康部门的官员们开始进行研究。尽管研究结果表明，发病率与当地人口是同步增长的，吉米还是去咨询了墨西哥的医生。这些医生对研究结论表示怀疑，他们说，墨西哥方面的健康数据非常不准确，这一点是尽人皆知的。不仅如此，坏消息经常被压制，尤其在微妙政治事件的关键时期，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批准时期。尽管如此，1993年在埃尔帕索（El Paso）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研究者们报告说整个墨西哥无脑畸形儿增加了，无脑畸形及相关缺陷在美国一侧也有发生。1991年，有一位叫帕翠西·兰德尔的亚利桑那州诺格莱斯居民，她住在低地河床沿岸的一栋房子里，怀孕期间喝的是那里的井水。她生出的男孩只有右脑，右眼失明，身体左部瘫痪。从墨西哥的马塔莫罗斯（Matamoros）跨过格兰德河（Rio Grande）就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布朗斯威利（Brownsville），这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几十个无脑畸形儿，其中，1991年春天曾在36个小时之内就发生了3个这样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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