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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The Court of Chancery的管辖权有三：普通法管辖权、衡平法管辖权和其他管辖权。强制令（禁止令）的颁布是依照衡平法，而经济赔偿则是普通法院的权力。——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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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Georgia v. Tennessee Copper, 206 U.S. 236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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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Diamond v. General Motors, 20 Cal. App. 3d 374，97 Cal. Rptr.639,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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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Walter Rosen Baum, “Environment Politics and Policy” (Washington: Cong. Qtly Pr., 1991) 17, 18; pp. 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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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International Paper Co. v. Ouelette, 479 U. S. 481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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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Jonathan Harr, A Civil Ac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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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Charles Pears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nvironment and the Third Worl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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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cerpt of “Living Is for Everyone” from Lives on the Line: Dispatches from the U.S. – Mexico Border by Miriam Davidson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0, pp. 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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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门（第八版） 第五章 法律 身份 财富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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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凌晨，当伯纳德·利奥克斯医生离开他的诊室时，感觉脚下踩了什么软乎乎的东西。那是一只死掉的老鼠，躺在楼梯中央。由于一时冲动，他不假思索地将它踢到一旁，继续下楼。只是当他走上街道时才想到，一只死老鼠没有权利在他的楼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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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加缪（Albert Camus），《鼠疫》（The Pl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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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权力对于拥有权力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他们的权力维持着他们的生计；但是，他们要维护权力，不得不同时反对外部的对手和内部的敌人，后者所能做的不外是使他们自己摆脱危险的主子；因为通过恶性循环，主子正是通过自己害怕奴隶的事实而在奴隶心中制造恐惧，反之亦然；在对立的权力之间有着相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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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尼·韦奥尔（Simone W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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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与自由》（Oppression and Liberty），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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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厉害，就不必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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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纳·李·博西格诺（Fenna Lee Bonsignore），4岁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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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法律定义为强制命令，一种有充分的国家暴力作为潜在后盾的命令。由此，他将法律与习惯、伦理和宗教等其他规范区别开来，它们的制裁也有别于法，如冷眼、内疚或者永恒的诅咒。另外，他认为一个社会为其成员提供两种基本的奖赏方式：荣誉（身份）和经济回报（财富和阶级）。当法律和社会奖赏被通盘考虑时，一个困惑的问题就出现了：法律体系是用来使身份、财富和权力的主导分配方式永久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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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美国法中令人不快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被说成是不分阶级的，而且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被认为是平等的。像霍姆斯、卢埃林和庞德这样的著名法学家，在法律中极少拓展权力空间，这也许是因为，几乎难以想象法律和法律过程除了强化社会和经济的定位外，还有什么别的功能；将法律视为不偏不倚的、以恰到好处的自由裁量的灵活加以落实的平衡过程，要比将其视为实现少数精英分子愿望的权力操纵，更令人舒适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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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具体的事例无法做另外的解释。某些法律规则阻碍了切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要害的重大问题的提出。涉及住房、福利、就业和其他领域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争执被导入分散的范畴（discrete confines），以至于相互竞争的政党不是将自己视为一个巨大集团的代表，这个集团的人们有着相同的利益，即弥合有关财产控制或权力分配方面的怨苦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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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利用阻碍法律诉讼的规则来减少对其现状的威胁外，有权力的人还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通过立法使法律对自己有利。最著名的是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的壮大，以及其他形式的游说集团对州和国家层的影响：除掉不想要的法律，通过有利于己的立法；同时，为贏得威胁其现状的案件投入大量的资源（见第四章中的案例）。绝大部分有关契约和财产方面的法律被塑造出来，以使现存的权力和财产关系成为永恒。毫不奇怪，故意制造的晦涩难懂的条款（fine print）成为有权者手中的硬通货，这些条款几乎总是恶意针对小企业中的谋生者或者公众的，更不必说穷人和低薪阶层了。绝大多数商业交易的文件都是由有权者提供的，也正是他们从这些文件中获益。保险、本票、抵押、附条件的销售合同、租赁及其他需要人们签字的东西，既是公平交易的证据，又常常是统治支配的工具。典型情况下，法院并不到文件的背后去发现商业交易的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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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能够具有很强的分层效果（stratified effects），换言之，立法的获益与负担并不是在全体人口中分配的，而是集中于某个阶层和团体。无法与有法可能同样重要，因为随着企业的国际化，它们能够依自己的自由裁量行事。不仅如此，公司推动在世界范围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中计算收入和成本，这种推动能力使那些控制或接近控制跨国公司的少数人受益，而由此产生的巨大的税收漏洞必然由普通纳税人来弥补。允许公司自由转移资本的判例和立法，获益者是转移资本的人，而不是被这种转移决定所取代的工人们或者曾经进行生产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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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差别影响的另外一些例子也不难寻找。几十年来人所共知的是，用来“规范”公司的法律的塑造，是为了满足管理和财政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满足普通股东和公众的需要。从理论上说，税收本质上是累进制的，因而从长远看，应当是使收入和财富趋于平等的力量。但事实正好相反，这导致一位作家将这种对富人的优待刻画为“重大的财政掠夺”（也许是个错误的比喻，因为钱从未到达美国财政部）。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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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公共设施、通讯、交通和其他关键服务行业活动的行政机构，通常同时受自主行动的公职人员和原本应被控制的企业的指挥。一小部分人可能在企业与负责管理该企业的政府机构之间交替任职，因为“公职”人员正是从该企业征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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