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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纤维板纸制品公司案”之后的劳工法，从劳工组织的视点看是苍白阴冷的；无论某公司在某地已经设立多久，或者有多少劳动力和公众有赖于该公司的存续，都再也没有对雇主的停产决定的挑战了。密歇根州的弗林特（Flint）实际上是“通用汽车”的同义词，伊利诺斯州的派欧利亚（Peoria）与履带式拖拉机公司（Caterpillar），俄亥俄州的扬斯唐（Youngstown）与“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也都成为同义词。这一切，对于雇主阶层而言，似乎没有任何意义。根本问题在于，它们所做的决定与所在地的劳动力或者公众对该公司的长期依赖完全不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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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有创造性的律师试图提出问题，如果没有他们，也就没有“钢铁工人联合会诉美国钢铁公司案”。[133]该案是关于一座很有历史的钢铁厂的关闭，它的关闭影响到3500名工人。本案的诉讼主张是，公司曾经向工人保证，如果他们共同努力使工厂盈利，公司将不关闭工厂；因为扬斯唐已经成为钢铁的代名词，公司不能卷起铺盖一走了之，而不补偿因其离去所引起的无可避免的公众损害；最后，如果公司无法中止其关闭工厂的决定，则应当要求该公司将其设施卖予工人和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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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和该城最终在所有要点上都失败了：法院对失业的工人和不幸的城市怀有深切的同情，因为俄亥俄州的扬斯唐和莫霍宁谷（Mahoning Valley）的其他地方都成了钢铁制造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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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钢铁公司在扬斯唐存在的这些年中，一直是几千名工人及其家庭生活乃至城市自身生命的主宰因素。美国钢铁公司经过深思熟虑，突然要离开扬斯唐，这毫无疑问将对3500名工人及其家庭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于工人、社会和城市本身都意味着毁灭性打击。虽然我们无法从判决记录中读出扬斯唐的未来，但该记录明确显示出，我们正在面对扬斯唐和俄亥俄州莫霍宁谷的一场重大经济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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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接下来引用初审法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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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莫霍宁谷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钢铁。学校设立了，道路修建了，城市的发展和扩张也都缘于钢铁。为了适应这种工业，该地区居民的生活和命运都是以“钢铁”这一机构为基础而建立和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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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的严重性在于，法院不得不决定，公司在关闭的时候，是否有义务在集体谈判协议之外给予雇主经营管理上的特权，并且给付工人解雇费。[134]法院发现，尽管在过去许多年中公司一直不断激励工人努力使工厂盈利，以避免工厂倒闭，但公司既没有可强制执行的承诺，也从未得到其盘算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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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没有裁决公司有义务对该城长期以来为适应公司生存而付出的代价进行补偿，也没有裁决工人因长期受雇于公司而获得了对其工作的财产权。初审法院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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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谈论一种机构，一个庞大的法人机构，它是国家这块地域（扬斯唐）存在的真正原因。没有这一机构，国家这块地域可能立即遭受严重创伤。我真不知道它是否会变成一座鬼城，我看不出它有丝毫改变现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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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过去的年月里，美国钢铁公司、扬斯唐和居民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种关系所衍生的某种东西无法成为基于财产法的案件，但是，若将法律作为整体看待，则法院的任务就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使之与美国法律体系的总体精神和基础相一致，即保护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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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后，法院也没有为其关切的问题找到法律上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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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诉讼要点或者口头辩论中，原告都没有指出任何包含于美国宪法或俄亥俄州宪法中的宪法性条款，也没有指出美国国会或俄亥俄州议会通过的任何法律，或者是任何已决的判例……以使本庭有权力要求美国钢铁公司在扬斯唐继续经营下去，而该公司的官员和董事会已经决定因亏损而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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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为了牢记历史，还是为了伤口撒盐，最高法院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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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的关闭和国内迁移问题，在美国历史上无论如何都不是第一次了。新英格兰以前的厂区城镇空置的纺织厂房，便是纺织厂主南迁的见证。他们的迁移，没有受到来自美国国会、有关州的立法机关或者该地法院的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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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诉求——公司把关闭的工厂卖予失业的工人——增加了本案的讽刺意味。公司在成功地主张工厂无法继续经营获利之后，拒绝将这些工厂卖予工人及社会，理由是他们没有必要帮助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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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钢铁公司已经4次拒绝工人们：第一次，为了回应工人们希望购买扬斯唐工厂的要求，董事长罗德里克（Roderick）于1980年1月31日表示，公司不会将工厂卖予一个被资助的对手；第二次，美国钢铁公司房地产部的代表于1980年2月14日告知工人们，不会将公司的财产卖予他们；第三次，罗德里克先生在法院作证时表示了同一态度；第四次，罗德里克先生于1980年4月18日以书信形式将这一立场正式告知工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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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人和扬斯唐而言，时间耗尽，案件审结，用于制造钢铁的设施被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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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美国国会在工厂关闭和资金流向第三世界的问题上有一系列的建议。立法对因国际竞争而失业的工人给予联邦资助。1988年，在经里根总统一次否决之后，国会终于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雇主提前60天告知工厂关闭事宜。但开设或者关闭工厂的决定，没有受到该法的影响。时至今日，这种决定仍然是经营管理者一种排他性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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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斯唐案”中，美国钢铁公司对当地社会的义务是以笼统的语言表述的：该城已成为钢铁的同义词，公司不能关闭工厂而将整个社会弃置不顾。在随后的一个案件中，密歇根州的伊普斯兰蒂（Ypsilanti）坚持社会的立场：该城准予减免“通用汽车”的财产税，即用于生产随想曲（Caprice）牌汽车的价值1亿7千5百万美元财产的50%,以此换取“通用汽车”的承诺：只要生产“随想曲”，公司就留在伊普斯兰蒂。“通用汽车”宣布将“随想曲”的生产迁往德克萨斯州时，[135]下级法院发现了这一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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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汽车”曾哄骗伊普斯兰蒂人放弃千百万美元的税收——他们急需这些钱去教育孩子或者提供基本的政府服务——仅仅由于“通用汽车”认为在其他地方生产同一型号的汽车更便宜，就决定放弃4500名工人及其家庭。如果竟然允许它这样做，那将是极大的不平等和明显的不公正。[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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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后，该决定被推翻。首先，给予减税并不产生继续经营的承诺；第二，对于就业问题，“通用汽车”仅仅是书面保证在减税证明颁发之时将“创造就业，保证就业，防止失业……”第三，生产商所运用的夸张和吹嘘的语言（法院的例证是“我们是合作伙伴”及“我们期待共同的发展”）也不必然产生一个承诺。一句话，伊普斯兰蒂在下级法院简短的胜利迅即转为失败。“通用汽车”被允许自由搬迁厂家及其产品，尽管它已经申请了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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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工业腹地制造了“锈蚀带”（rust belt），或者众多公司从工会相对强大的美国北方逃往南方低薪的没有工会的阳光地带（Sunbelt），这些都没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问题更为不幸。20世纪80年代末，南方正在丧失它苦心经营的工业基地，这一次损失的是美国之外的产品。美国各地的劳动者都被告知要适应“世界经济”，但绝大多数人一点儿都不清楚如何去适应，而且本能地知道那些政治领袖们也不知道如何去适应。各地的工人们亲眼看到的是，报酬相对较高的工作从美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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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威廉·拜沃特的证词[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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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威廉·拜沃特（William H. Bywater），国际电工联合会董事长。我有幸借此机会就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发表意见。我认为这一协定会对几百万美国工人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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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工联合会代表广泛工业领域的制造和维修工人，包括电气、电子、运输、预制金属构件、发电设施、家具和汽车配件。我们联合会曾有36万会员，而今天我们只有16万5千人。会员锐减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雇主为了有利于海外低薪劳动力市场而裁减美国雇员，或者完全关闭在美国的企业。尽管几百万美国家庭拥有美国品牌的彩电、影碟机等大型电器，但这些产品的绝大多数都不再由本国生产。美国已经丧失了整个工业——半导体收音机、黑白电视只是其中两个例子——如果剥削国外廉价劳动力继续作为美国贸易政策的基石，那么其他许多行业也会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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