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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领宣布：“这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返回去与那位丈夫把问题解决好，然后再追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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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战士帮“走兔”说话，他提出建议：“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留下来？如果我们缴获一些马匹，可以交给她的丈夫。”这个建议被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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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决定是，他必须回去。“如果你早告诉我们你这么需要她，我们也许会等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再出征，那样，我们就名正言顺地带上她了。如果你真想参加战斗，就一定能够追上我们，我们是步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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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三、四位战士的发言，他们每个人都许诺“走兔”一匹马，交给那位丈夫；同时，每个人又拿出了一、两支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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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走兔”的父亲已经与愤愤不平的丈夫商谈妥帖，既然他们夫妻不和，丈夫也乐于放弃她。“走兔”返回后，告诉父亲战士们的承诺，父亲说：“这样也好，事情已经解决了。那些战士回来后，可以将东西交给女孩儿的父母。你回去追赶队伍吧。”但是，“走兔”更想留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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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兔”没有外出，他的近亲们搭建了一个大的圆锥形帐篷。当他们听说归来的队伍已经接近时，一切已经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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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们冲这边儿过来，吵嚷着；他们夺取了许多马匹。反政变的首批人员冲在前列。“走兔”的父亲有权出面讲话；他是一个公告宣读人。“不要回家！不要回你们的棚屋！到你们的朋友‘走兔’的棚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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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全都进入这间棚屋后，老人进来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儿子回来之前，我已经妥善解决了纠纷。你们送来箭并且许诺了马匹。我把姑娘留在这里，等待你们归来。我将送她回她父母身边，还要带去许多礼物。我期待看到的，正是你们将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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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领代替部下回答说：“是的，我们将帮助你，我们曾许诺帮助你的儿子。你送她回家的时候，我们会送礼物给她。”那些许诺了马匹的人到外面把马牵了过来，其他的人也给了她夺取的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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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她回家的礼品，实际是结婚的聘礼，她的亲属们将聘礼全部收下。他们筹集并回赠了礼物。战斗的队伍又被召集起来，将回赠品分给他们。这是一件大事，一个妇人骑在当天得来的敌人的马匹上被送回家，这还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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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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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这些事例中，什么是法律？谁是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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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落权威的运用与夏安人的公众情感之间的关系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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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先例制度在这里起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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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些事例中，什么价值观危若累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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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断变动的地位或利益是如何被描述、认可和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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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街上普通人的“夏安对等物”，对纠纷的处理方式或者达成的结果有什么可抱怨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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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卢埃林得出结论：夏安人在他们的个人信仰与部落权威的运用之间找到了一种和谐，但是，许多现代的美国人可能时常感觉自己与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制度缺乏一致。今天，“制度”和“法律”就在“那里”——有潜在威胁的、遥远冷漠的存在物。虽然林肯惬意地说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但今天的美国人可能认为——有时具备绝佳的理由——政府是为某个人所有、所治、所享的。不过，像卡夫卡笔下的平民一样，他们还倾向于将纷乱归咎于“个人问题”而不是制度结构的失败。如果不是这样思考和行动，他们就会采取自己不愿采取的政治立场。这样的立场之一就是无政府主义，公开赞同这种主义的人千不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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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它仅仅代表混乱，或者在破坏秩序——宁愿使用暴力——的过程中寻找一种特殊的乐趣。那些轻易否定无政府主义的人，没有意识到它自古以来深厚的学术根基，也没有意识到无政府主义者是尊重秩序的——如果秩序是以正确方式产生和维护，即，如果秩序是民有、民治、民享的话。不仅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中有许多和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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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对无政府主义的误解，缘于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相混淆，这种混淆忽视了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持续了一百多年的相互反感。1917年俄国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肃清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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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这样评说卡尔·马克思的——一个他想喜欢而实在无法喜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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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我在那些日子里（19世纪40年代）是非常友好的。我们经常见面，因为我非常敬仰他的科学和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热忱和一丝不苟的奉献——当然也掺杂了一定的个人虚荣，并且，我如饥似渴地寻求他的教导和睿智的谈话。然而，我们之间没有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禀性各异，他称我为温情脉脉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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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对的；而我认为他虚荣自负、背信弃义而又玩弄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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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对的。[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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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约瑟夫·蒲鲁东（Joseph Proudhon）在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这些区别最终导致了两者持续至今的分裂。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权力和财富的不当分配问题上是一致的，那么，他们的显著分歧在于，一旦他们成功地颠覆了这种不当的分配以后，下一步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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