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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上帝分上，在摧毁了所有先验的教条主义之后，不要让我们反过来向人民灌输某种教义；不要让我们反过来沦为你们的同胞马丁·路德的反面……让我们持续开展一种善意忠诚的论辩；让我们给世界树立有学识、有远见的宽容的榜样，但不要让我们摆出一副新宗教的使徒的样子，即使这是一种逻辑的宗教、理性的宗教。让我们兼收并蓄，鼓励各种抗议，让我们唾弃各种专断和神秘主义；让我们永远不要将某个问题视为穷尽了真理，当我们已经使用了最后的论点，如果有必要，就让我们以雄辩和冷嘲重新开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才加入你们的组织，否则，不。[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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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令人不快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不可能有什么未来的“蓝图”。如果竭力强加一幅“蓝图”，无论设计者认为自己多么具有远见卓识，都会复活那先前促成革命的独裁与暴政。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一个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则无政府主义者就鼓吹根本不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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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国家作用问题上的分歧，在两大左派哲学之间制造了鸿沟。无政府主义者比马克思主义者更积极地主张将权力赋予人民，尽管两种主义都赞同将权力从有权者转向无权者。马克思主义者期望权力回归国家，以巩固革命的成果；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人民最大限度地直接行动。如果这听起来像是当前流行的政客的花言巧语，那是因为两大政党的政治家们频繁地发掘美国人厌恶政府的情绪。乞灵于类似无政府主义的口号，通常是可以迷惑人的，因为国防预算、国债和其他温和主义者的举措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的加强而不是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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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种左派哲学里，法律秩序作为一般性的制度，都不受尊重。在它们看来，法律秩序是一种统治和支配的政体，而不是保护普通民众的资源。为了更清晰地阐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独特风貌，我们选取了现代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1841-1921）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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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律与权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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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克鲁泡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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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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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这样一种教育引入歧途：它从摇篮时期开始，就想要扼杀我们的反抗精神，并且培养我们对权威的服从；我们被法律禁锢之下的生存方式败坏了，这种生存方式调整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出生、教育、成长、爱情、友谊——以至于只要这些事态持续下去，我们将丧失所有的主动性和自我思考的习性。我们的社会似乎不再理解，即使不在法律统治之下，我们也同样能够生存；法律的统治由代议制政府精心制造，由一小撮统治者操控左右。即使社会好不容易从这些桎梏中解放出来，它首先关心的就是立即重建法律的统治。“自由之首岁”（The Year I of Liberty）持续的时间从来都不超过一天，因为就在宣布它的次日，人们便将自己置于法律和权威的枷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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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几千年来，那些统治我们的人没做什么别的，只是花言巧语地进行了“尊敬法律，服从权威”的说教。家长正是在这样的道德氛围中抚育孩子的，而学校也仅服务于让孩子们加深这种印象。巧妙拼凑的伪科学的碎片被灌输给孩子们，以证明法律的必要性；对法律的服从被造就为一种宗教；道德上的善与老爷们的法律融为唯一的神圣。历朝历代讲堂教室里的英雄都是服从法律抵制反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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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当我们进人公共生活，社会和文学每日每时滴水穿石般继续向我们灌输着同样的偏见。历史、政治学和社会经济的书籍充斥着这种对法律的尊敬。即使物理学也被迫为此服务，它把借自神学和专权的人工表达模式引入纯粹观察所得的知识中去，由此成功地使我们的智慧如堕五里雾中，永葆对于法律的尊敬。报纸也做着同样的事情，上面的文章无一不是做着尊敬法律的说教，即使第三版上的内容每天都证明了法律的无能，并显示着它如何被手握权柄的人拖人污泥浊水之中。在法律面前俯首帖耳已成为一种美德，因此我怀疑是否会有这样一位革命家，他的年轻时代不是从法律的捍卫者开始的，尽管他所反对的、一般称为“陋弊”的东西，正是法律本身无可避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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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奴隶制、农奴制、封建制和君主制传承给我们的那些被称为法律的混乱不堪的行为规则，已经替代了脚下供奉着人类牺牲的巨大石兽，被奴役的野蛮人甚至不敢触摸它们，惟恐遭受五雷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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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崇拜，自中产阶级掌握最高权力，即法国大革命之后，已经特别成功地建立起来。古代的政体之下，人们很少言及法律；……服从君王及其走卒的喜好，是一种建立在绞刑和监禁痛苦之上的义务。但是，在革命及随后的日子里，当法律人掌握了政权，他们竭尽全力强化其优势地位所赖以存在的原则。中产阶级毫不迟疑百川归海般地接受了法律；教士们匆匆忙忙将法律神圣化，以免他们的小船倾覆于激浪之中；最终，人民也接受了法律，将其作为与过去的专权与暴力相对而言的历史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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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设身处地想象一下18世纪的状况。听到彼时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贵族对人民施加的暴行，我们一定会痛心疾首，因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出身与贫富，一体服从法律”这句话在农民心中一定有着神奇的影响力。直到这一口号提出时止，农民所遭受的虐待比牲畜所遭受的还要残酷，他们从未有过任何权利，从未获得任何司法途径，来对抗贵族令人发指的暴行，除非因复仇而杀死贵族，自己也会因此被绞死。农民看到自己被上面这句法律格言所承认，至少理论上承认他的个人权利与地主老爷的权利相同。不管这个法律会怎样，至少它许诺对地主和农民一视同仁，声称在法官面前富人和穷人是平等的。这一许诺是一个谎言，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但在当时，它是一个进步，一种对正义的效忠，正如虚伪是对真实的效忠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当处境危急的中产阶级的救星们宣布“人人尊敬法律”的时候，人民一下子就接受了这一许诺，因为他们的革命冲动在与自己地位日渐接近的敌人的斗争中已经消耗殆尽；他们俯首帖耳于法律的桎梏，以免自己再遭地主老爷们的专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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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中产阶级不断地充分利用这一格言，它与代议制政府的原则相结合，概括总结了19世纪这个资产阶级时代的全部哲学。中产阶级在学校说教这一原理，在著述中宣扬这一原理，在艺术与科学中以同样的目的塑造这一原理，将这一信念贯穿到每个角落……并且，这一切做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渴望自由的人们为了获得法律上的平等，开始尝试通过恳求他们的主人大发慈悲，修改主人自己创制的法律来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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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过境迁。任何地方都能发现反抗者，他们不愿再遵守法律，除非他们知道法律从何而来，有何功用，何以有守法的义务，以及法律所包含的尊严。我们时代的反抗者正在批判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这块基石一直被奉为神圣，而其中最至关重要的圣物就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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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们分析了法律的渊源并进而发现，法律或者渊源于上帝——原始人恐惧的产物，愚蠢、可鄙而恶毒，虽然教士们信誓旦旦地宣称它有超自然的起源；或者渊源于杀戮——火与剑的征服。他们研究了法律的特征，发现法律并非与人类同步地不断成长，而是有着稳固静止的特性，有着一种将理应每日修改和发展的东西定型化的倾向。他们叩问法律是如何被维护的，他们看到的是拜占庭的凶暴、宗教裁判所的残酷、中世纪的严刑、活生生的肉体被行刑者的皮鞭撕裂，看到了锁链、棍棒、斧头、阴森的地牢、痛苦、诅咒和眼泪。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他们所看到的仍然是与以往如出一辙的斧头、绳索、步枪和监狱。一方面，惨遭暴虐的囚犯因其全部道义存在被贬斥，被迫像笼中困兽一样生活；另一方面，被剥去人类本性中每一份情感的法官们，像一个梦幻者生活在法律虚构的世界里，乐此不疲于监禁与死刑的施用，扬扬自得于冷酷恶毒的疯狂，甚至从未怀疑过，就在他们所鄙夷的那些人面前，他们已经跌入了堕落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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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到立法者在不知法律为何物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立法竞赛。今天投票通过一部城镇公共卫生法，却对卫生学一无所知；明天制定一系列军事装备规则，却连一支枪都没摸过；制定有关教育的法律，却没有走上过讲台，甚至没给过自己的孩子诚实的教育；任意而盲目地四处立法，却念念不忘将刑罚分配给衣衫褴褛的人们。监狱和奴役船成为一些人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些人要比立法者道德高尚一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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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们看到狱吏正在丧失所有的人类情感，密探被训练成嗜血的鹰犬，警察蔑视厌恶自己；“告密”被扭曲为美德；腐败被确立为制度；人类的所有堕落与邪恶都受到支持和培养，只为确保法律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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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睹了这一切，因此我们不再疯狂地重复那古老的公式：“尊敬法律”。我们要说：“蔑视法律及其全部属性！”不再怯懦地重复“服从法律”，我们要大声疾呼“反抗一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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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将那些以法律名义实现的恶与法律所能产生的善相比较，仔细权衡善恶，你才会知道我们是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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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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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法律是现代的产物。人类的生活曾经世世代代没有任何成文法，甚至没有以符号形式雕刻于圣堂神殿入口的柱石上。那时，人们之间的关系仅仅由习惯、习性和习俗调整，它们因不断重复而变得神圣，每个人在童年时代就已经习得，正如学习怎样通过狩猎、畜牧或耕种而获取食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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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部落都有自己的方式和习惯，法学家称其为习惯法。它有足够的社会习性来维系村民之间、部落或社会成员之间的诚挚关系。即便在我们这些“文明”国家里，当我们远离城市来到农村时，我们看到那里居民的相互关系仍然由古老的、公认的习惯所调整，而不是依照立法者的成文法律。俄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农民，乃至法国和英格兰的大部分，都没有成文法的概念，成文法介入他们的生活仅仅是为了调整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至于他们自己的相互关系，尽管有时也很复杂，却依然由古老的习惯来调整。从前，人类的生活状况大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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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原始习俗的分析，可以发现两大显著的占主流地位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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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们不是生活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他们内心自然而然生成了有益于社会维持和种族繁衍的习性和情感。如果没有社会情感和习俗，人类的共同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不是法律设立了它们，而是它们先于所有的法律而存在；不是宗教规定了它们，而是它们先于所有的宗教而存在。在社会生存的所有动物之中，都可以发现它们。它们是依照事物的本性自发生长的，就像动物身上被人们称为“本能”的那些习性一样。它们萌生于进化过程中，对于人类为生存而被迫进行的斗争来说，它们是有益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必不可少的……原始人殷勤好客，尊重生命，相互间有义务感，同情弱者，勇敢无畏，乃至为他人而牺牲自己——这种牺牲精神首先为了孩子和亲友，嗣后及于同一群落的其他成员——所有这些人类品质的发展都先于一切法律，也不依赖于任何的宗教，就像动物的情形一样。这些情感与惯例是社会生活无可避免的结果。这些品质并非教士和玄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人类固有的，它们是共同生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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