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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交会性问题的一种方式是检视法庭如何建构和解释黑人女性原告们的故事……为了说明司法处置交会性问题时固有的困难，我将考量三起涉及《民权法案》“第七条”的案件：“德格莱芬里德诉通用汽车案”（DeGraffenreid v. General Motors）、“摩尔诉休斯直升飞机制造公司案”（Moore v. Hughes Helicopters）和“佩恩诉特拉维诺制药厂案”（Payne v. Trave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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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格莱芬里德案”中，法庭陈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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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们未能引证任何为使黑人女性不受歧视而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加以保护的判决。最高法院自己的研究也未能发现这样的判决。如果原告遭受了歧视，她们显然有资格获得法律上的某种救济。然而，她们不应被允许将制定法上的两种救济结合起来，制造一种“超级救济”，这超出了立法者的意图。因此，本诉讼必须被审查，以确定其诉因究竟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抑或两者皆有，但不能是两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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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拒绝考虑原告的性别歧视控告之后，法庭驳回了种族歧视的起诉……建议本案与起诉同一雇主的另一种族歧视案合并审理。原告回应道：这种合并将有损她们起诉的目的，因为她们的诉讼不单是基于种族歧视，还是代表遭受种族和性别歧视的黑人女性而提起的集团诉讼。然而，法庭的推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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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第七条”的立法史也没有显示立法目的是创造“黑人女性”这样一个全新的分类，使她们比黑人男性有更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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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法庭显然得出结论：议会或者没有考虑到黑人女性可以作为“黑人女性”而遭歧视，或者不打算在这种歧视发生时保护她们。在“德格莱芬里德案”中，法庭拒绝承认黑人女性会遇到种族与性别相结合的歧视，这意味着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界线是由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的体验分别界定的。依这一观点，黑人女性受到保护的范畴，仅仅是其体验与这两个群体之一的体验相一致的部分。只要处理方法完全淹没了交会性问题本身，那么，即便黑人女性的体验是独特的……她们能够指望的保护也是微乎其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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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案”提供了法庭不理解或不承认黑人女性诉讼主张的另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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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从未在“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声明她作为一位女性而遭歧视，而仅仅是作为一位黑人女性……摩尔有无足够的能力代表白人女性雇员，这非常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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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案”中这种奇怪的逻辑，不仅揭示了反歧视论的狭隘及其未能包容交会性问题，而且揭示出在性别歧视的概念中是以白人女性的体验为中心的。从法庭陈述可以推论：摩尔的起诉没有导致一种反对“歧视女性”的权利主张，这意味着歧视黑人女性有时没有歧视女性那么受重视。然而，法庭想暗示的是，摩尔没有主张所有女性受到歧视，而仅有黑人女性受到歧视。但是，即使如此改动，法庭的理论基础对于黑人女性而言仍然是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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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声称作为女性被歧视的白人妇女若要代表所有女性，其处境比一位声称作为黑人女性而遭歧视并想代表所有女性的黑人妇女好不了多少。法庭乐于使用“歧视女性”一语，并不是因其更具包容性——这样做似乎仅仅是因为诉讼主张中的种族歧视痕迹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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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倾向于说“歧视女性”而不说“歧视黑人女性”，揭示出性别歧视的教条主义概念是以白人女性的体验为内在基础的。对于白人女性而言，她们声称性别歧视仅仅是在声明：如果不是性别的影响，她们是不会受到歧视的。她们没有必要特别强调自己是作为白人女性而遭受歧视的，因为她们的种族对于她们所寻求的补救没有不利的影响。从这一基础引申出来的歧视观点，将白色人种视为一种既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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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一位白人女性就是标准的性别歧视主张这种处理方式的影响在于，即使受到挑战的政策或行为明显地歧视所有的女性，黑人女性身处特别恶劣境遇的事实，也使黑人女性原告与白人女性有了嫌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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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案”生动说明了反歧视法的补救范围和规范视野的局限性。不允许身处多重不利地位的群体代表其他可能只有单一不利条件的群体，这使得重构机遇分配机制的努力毁于一旦，也使得救济手段只能局限于在既有等级制度内进行小修小补。结局自然是，为挑战整个就业制度而结合所有被歧视者的“一揽子”的处理方式，因受歧视者狭隘的观点和既有补救措施的局限而无法落实。如果这种具有交会代表性的“一揽子”的处理方式被允许，则雇员们可以接受这样的可能性：挑战等级制度本身，比被歧视者在等级制度范围单独寻求保护，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只要反歧视论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即，就业制度只需小修小补，那么，处在不利地位的雇员的机会就会受到限制。相对处在有利地位的雇员可能更乐于捍卫自己的优势，而嘲笑其他人贪欲更多的东西。结果是，黑人女性——所有歧视的最佳挑战者、身受双重歧视的雇员群体——基本上被孤立起来，被迫孤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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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种族歧视案中，黑人女性在其努力获得集团诉讼代表证明书时也遭遇困难。这一问题典型地出现在这样一些案件中：统计显示，黑人与白人工人之间，进而黑人男性与黑人女性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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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维诺案”的原告们处境比情形相似的“摩尔案”的原告要好得多，她们没有被剥夺运用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显示种族歧视整体状态的权利，不过，这仅仅是因为在她们的群体中没有男性。然而，原告代表所有黑人雇员的企图，就像摩尔试图代表所有女性雇员一样，因法庭对群体利益的狭隘见解而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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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特拉维诺案”对于黑人女性是一个局部胜利，该案还是特别显示出反歧视论中的教条是如何为黑人女性制造了两难选择：或者特别描述其从属地位的交会特征，因而使自己代表黑人男性的能力受到威胁；或者忽略交会性，以便其诉讼主张不会导致黑人男性被排除。当我们考虑这一两难所带来的政治后果时，就不会奇怪为什么黑人社会中的许多人将这样表述黑人女性的利益视为危险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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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某些人而言，我对反歧视法给予黑人女性的待遇提出了不一致的批评。我似乎在说：在此一案中，黑人女性的诉讼主张被拒斥，她们的体验被漠视，因为法庭拒绝承认其就业体验与白人女性显著不同；而在另一案中，黑人女性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黑人女性的诉求被视为与白人女性或黑人男性的诉求有显著区别，以至于法庭不承认黑人女性有资格代表一个更大的群体。我似乎必须说，黑人女性是相同的，而不同待遇伤害了她们；或者她们是不同的，而相同的待遇伤害了她们。但是，我不能说二者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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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在于，黑人女性能够以任何方式体验歧视，上述矛盾源于我们假定黑人女性的诉求必须是单向的……我是说，黑人女性体验歧视的方式可能相同或不同于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的体验。黑人女性所体验的歧视有时相同于白人女性的体验；有时她们也与黑人男性分享极为相似的体验。然而她们通常遭受双重歧视——基于种族和基于性别的歧视所产生的综合影响。有时她们是作为黑人女性体验歧视的——不是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简单相加，而是作为黑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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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对待交会歧视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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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各法院，就连女权主义者和民权思想家们也以这样的方式对待黑人女性：既否认她们境遇所独有的混合性，也否认她们的体验对于女性和黑人这个更大的群体而言的核心意义。黑人女性被视为或者非常相似于女性，或者非常相似于黑人，进而，她们的体验的混合性质被吸收于两个群体之一的集体体验中，或者被视为有太大的不同，其中，黑人女性的黑人属性或女性属性，有时将她们的需求和观点置于女权主义者和黑人解放主义者日程表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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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黑人女性如何被置于种族和性别等级制度与反歧视法分界的边缘时，下面的类比是有用的：想象在一个地窖里塞满了所有基于种族、性别、阶级、性倾向、年龄和/或体力等各种原因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这些人由下至上人踩人站立着，底层的人基于多个因素而处于不利地位，而上面是只基于一个因素才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他们的头可以触到天花板。他们的天花板实际上是上面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居住者的地板。为了纠正其统治的某些方面，那些住在地板上的人允许地窖里的人上来，但仅限于那些声称“如果不是”天花板作怪，他们也能住在上面房间的人。一个窖口被打开时，那些与天花板最接近的人可以通过它爬出来。然而，这个窖口一般只允许那些仅有一个不利因素，因而相对下面的人处于有利地位的人通过。那些有多个不利因素的人会被留在下面，除非他们能够想方设法将自己升入那个被允许挤过窖口的群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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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与黑人女性：难道我们不是女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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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索哲纳•特鲁思（Sojourner Truth）曾质问：“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吗？”并且向男性批评家们发起挑战，他们运用性别歧视的意象来为剥夺女性公民权的行为进行辩护……许多男性质问者利用陈腐的“淑女”形象来证明女性太脆弱太娇嫩，以至于无法承担政治活动的责任。当索哲纳•特鲁思站出来发言时，许多白人妇女强烈要求她住口，惟恐她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妇女选举权转移到奴隶解放问题上来。一旦被允许发言，特鲁思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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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我的双臂！我耕种，我收割，没有哪个男人比得过我——难道我不是女人吗？我干的和男人一样多，我吃的和男人一样多——当我有的吃的时候——我和男人一样忍受皮鞭！难道我不是女人吗？我生了13个孩子，看着他们绝大多数被卖为奴，而当我大声哭诉作为母亲的怨苦时，除了耶稣，没有人听到我——难道我不是女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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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19世纪的黑人女权主义者所挑战的不仅是男权制，而且还向白人女权主义者挑战，激励黑人女性废止历史上在白人那里的既得利益……即使今天，白人女性在牺牲种族优势以强化女权主义的过程中所历经的困难，使她们对特鲁思的批判质问尤为敏感。当号称反映女性体验和女性憧憬的女权主义理论和政治并不包括或者并不向黑人女性说起时，黑人女性一定会质问：难道我们不是女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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