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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土地上有违法，也有犯罪，因为没有哪个民族、种族可以幸免于此。但这里也有某些由人民控制并反过来指导人们行为的力量，它们使违法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要了解这些力量，就要了解为什么因纽特人不需要我们这样的法律来维持其生活方式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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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绝对没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内部权威组织。没有任何个人或集体具有魔法意义以外的力量。这里没有长老议事会，没有警察，没有政府组织，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因纽特人生活在一个无政府的国家里，因为他们甚至没有一部刚性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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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其秘密就在于共同的合作努力，它仅仅受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的限制。这不是盲目服从或者因恐惧而服从，而是对一个简朴法典有智慧的服从，而这个法典对那些依靠其规则生活的人们来说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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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不断蔑视“生活的法律”，那么他会发现自己渐渐被孤立，并与共同体隔绝开来。没有比这更强有力的惩罚了……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人必须与其他人共同工作以维持生存……法律不要求以眼还眼的报复。如果可能，违法者会被带回住处，变成一份财富。他的不当行为会被默默忘掉，无论如何都根本不会再犯。[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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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进一步思考习惯和法律的差异性及其当代特征时，思考简·雅各布斯的下述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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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弄清楚，城市的公共安宁——街区安宁——主要不是靠警察维持的，尽管警察也是必不可少的。它主要是靠人们之间一种错综复杂而又难于察觉的自愿控制网络和准则来维持，并由人们自己去强制落实。在一些城区——旧有的公共住房和高人口密度街道的改造，通常是明显的例证——街区的法律秩序完全交由警察和特种保安来维持，其实，这种地方与丛林没有区别。在正常的、非正式的文明强制崩溃后，再多的警察也不足以推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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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一处公共住房工程……说明了这一点。一群住户……搞了三棵圣诞树。其中主要的一棵，因如此高大，以至于运输、树立和修剪都成了问题，所以进入了工程规划中的主要休憩场所……另外两棵树都不足6英尺高，易于搬运，所以被安置在工程地界的两个角上，紧邻繁忙的大道和旧城熙熙攘攘的街口。头一个晚上，那棵最大的圣诞树及其所有的装饰物竟然都被偷走了，而两棵小树毫发无损，所有的灯饰直到新年被摘下时仍然完好如初。“树被偷的地方，理论上说，是最安全的所在，尤其是对小孩子，”一位社会工作者说……“人们在那个休憩场所并不比那棵圣诞树更安全，而另外两棵树所在的地方却是安全的。那里是该工程邻街的角落，正好成了对人最安全的地方。”[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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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斯说，城市规划者、建筑师、政治家、房地产开发商、银行家等人，在决定建设和重建城市的时候，通常依照对社会共同体如何运作的错误认识去行动。他们的做法是使事情表面看上去很好，而不是为人们的生活创造真正好的环境。她相信，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中的人们会相互监督，除非他们的生活环境阻碍他们这样做。雅各布斯强调，基本的问题是理解和提供完备、健康的社会关系。她举例说，无论有多少法律强制实施，都不能替代人们之间活生生的关系网。这些关系网有哪些法律所不具备的性质？你能看到法律实施何以损害了人们生活的关系网吗？破坏人们之间关系网的还有哪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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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互联网上“网络社会”的分析是从与戴蒙德相似的角度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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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机构必须通过惩罚那些超越社会界限的人来支持社会伦理，但是，仅仅依赖法律机制不足以创造一个彼此信任的社会。一个非政府机构和关系的网络，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市民社会”，它存在于高度互信的社会里。一旦政府将自己强加于这种市民社会之上，并且开始介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信关系就被另一种关系所取代，其中，国家的介入成为调和纠纷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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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应有的信任度问题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歧点上。一群制定互联网准则的技术专家正在选择。这将对未来几十年的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因为网络空间正在变成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重大交易的媒介。美国政府和许多大机构青睐“X.509”认证体系（一种在网络空间保证交易真实性的方法），一条由密码保护的认证等级链，以某个被认为是可靠的机构（例如一家大的银行）所颁发的“本原认证”（root certificate）为基础。当然，依赖由大机构颁发的本原认证，要允许政府插入一个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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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庞克”（Cypherpunk）——极力反对政府控制网络空间的无政府主义黑客们——提出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称为“信任圈”（circle of trust）。网络中的人可以在这里传递一把公共钥匙，尤其是制造一种个人认证网，以验证由公共钥匙所代表的个人身份的可信度。这使得网络体系中介入了更多的个人判断因素，既有利，又有弊。一个熟识者对另一个熟识者的错误判断，使系统的“下游”使用者陷入困境，就如同在等级模式中的基础权威出现讹误一样。然而，在这种模式中，损害会很快被发现，并且易于减轻。[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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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Michei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1979),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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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Robert M. Cover,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95, p.1601. 一些注释被删除，其余重新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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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痛苦中的肉体》（The Body in Pain）一书的作者，该书是对痛苦的分析。——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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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我在本文中以刑法为例仅仅出于一个简单理由：刑法的暴力是相对直接的。如果我的论点在这一语境下没有说服力，那么在绝大多数其他语境中就更没有说服力。我会争辩说，牵涉财产及其使用和保护的所有法律都有一个相似的暴力基础。但在许多——也许是绝大多数——高度直观的有关财产权利的合法交易场合，那种暴力基础并非直接相关。我相信，我的论点并不要求每一在法律上可解释的事件都像刑法一样对参与人有直接的暴力影响。只要人们热切地关心结果，并准备依自己的关切行动时，就足以让国家的法律官员乐于并能够运用刑法的或暴力的制裁来控制这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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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George Rusche and Otto Kirchheimer,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pp.v-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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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Karl Marx,“German Ideology,” trans. by T. B. Bottomore (1845), in Erich Fromm, ed. ,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Ungar, 1966), pp.212-213.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译文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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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Sara Nomberg-Przytyk, Auschwitz, trans. by Roslyn Hirsch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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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演讲发表于1902年，有所删节。Clarence Seward Darrow，生于1857年，卒于1938年。他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和刑事辩护律师，人们今天记忆最深刻的是他在1925年为“斯科普斯案”（Scopes）所做的辩护。约翰·斯科普斯之所以受审，是因为他违反田纳西州的法律，在该州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达罗为他进行了辩护。斯科普斯被定罪，但很有技巧地被释放。控方是著名政客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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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Lawrence M.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2nd e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5), p.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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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Paul A. Baran and Paul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dem Reader, 1966), PP.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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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Alix Schulman, ed., Red Emma Speaks (New York: Vintage, 1972), p.57.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Project, on the Interne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http://sunsite3.berkeley.edu/goldman/ ——其中组织、编辑了戈尔德曼从全世界搜集来的成千上万的相关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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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Henry Carter Adams, Public Debts: An Essay in the Science of Finance (New York: D. Appleton, 1887), p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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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Wealth of Nations, 4th ed., vol.2 (Dublin: Colles，Moncrieffe，et al., 1785), pp.224-22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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