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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向你们——我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兄弟——做两点坦诚的表白。首先我必须承认，在过去一些年里，我一直对白人温和主义者极为失望。我几乎得出了令人遗憾的结论：在黑人通向自由的征程中，最大的绊脚石不是“白人公民议事会”（White Citizen’s Counciler）或者“三K党”，而是白人温和主义者。他们信奉“秩序”超过了信奉正义；他们宁愿要没有正义的消极和平；他们不断地说：“我同意你们追求的目标，但我不同意你们直接行动的方式”；他们像家长般地相信自己有能力为他人的自由设定时间表；他们信守一种神秘的时间概念，并且不断劝诫黑人等待“更适合的时机”。善意者的肤浅理解比恶意者的绝对误解更令人沮丧，冷漠的接受比直率的拒绝更令人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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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白人温和主义者理解，法律和秩序的共存，目的在于建立正义，并且当它们不能实现这一目的时，反而成为阻碍社会进步潮流的危险堤坝。我希望白人温和主义者理解，目前南方的紧张局势是一种转变的必经阶段：从可恶的消极和平——在这种和平中，黑人被动接受了非正义的苦难，到实质的积极的和平——在这种和平中，所有的人都将尊重人格尊严与价值。事实上，我们这些参与非暴力直接行动的人，并不是紧张局面的制造者。我们只是将早已存在的隐藏的紧张局势暴露出来，我们将它公开出来是为了能够看到并加以解决。就像疖子，只要覆盖着就永远不能痊愈，尽管丑陋，也必须将它暴露于空气和阳光的自然疗治之下。同样，尽管会产生紧张局面，在非正义消除之前，也必须将它暴露于人类良知的阳光和国民意见的空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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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们的叙述中，你们断言，我们的行动即使是和平的也必须遭谴责，因为它们催生了暴力。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断言吗？难道这不是像在谴责被抢劫者，因为他的钱促成了抢劫的罪行吗？难道这不是像在谴责苏格拉底，因为他对真理的执著和对哲学的探询促使被误导的群众让他服毒自尽吗？难道这不是像在谴责耶稣，因为他的一神论和对上帝的不懈忠诚引发了十字架上的磨难吗？我们必须看到，尽管联邦法院一再确认，要督促个人停止其赢得基本宪法权利的努力，因为追求可能催生暴力，但我仍然认为这样的督促是错误的。社会必须保护被抢劫者，惩罚抢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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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希望白人温和主义者拒绝有关为自由而斗争的时间的神话。我刚接到来自德克萨斯州一位白人兄弟的一封信，他写道：“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有色人种最终会得到平等权利，但你们可能在宗教方面太过仓促了。基督徒有今天，用了几乎两千年。基督的教诲为世间所接受，是需要时间的。”这样一种态度根源于一种可悲的错误的时间概念，来源于一种奇怪的不合理的观念：在时间的流逝中，终将治愈所有疾病。实际上，时间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用来毁灭，也可用来建设。我越来越感觉到，恶意者比善意者更有效率地利用了时间，我们这一代应当忏悔的，不仅是坏人的可恶言行，而且有好人的可怕沉默。在必然性的轮盘上永远转不出人类的进步，它只能来自愿与上帝合作的人们的不懈努力。没有艰苦的工作，时间本身会成为社会停滞力量的盟友。我们必须创造性地利用时间，应当知道，对于为善而言，时机总是成熟的。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真正许诺民主，让全国未决的挽歌变成有创见的兄弟情谊的圣歌。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的国策从种族歧视的非正义的流沙中提升到人类尊严的磐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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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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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思考马丁·路德·金这封信的同时，考虑本篇开始对“霍瓦特案”的讨论，注意最高法院是如何论说民权游行者因违反一道禁止令而必须进监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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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例明白无误地让申请人注意，他们不能绕过对禁止令的适当审查而违反它……本院不能做这样的裁定：申请人有宪法上的自由去漠视法律的所有程序而将他们的战斗带到大街上。我们可以同情申请人对其事业的不倦奉献，但是，尊重司法过程是为法律教化之手付出的低廉代价，仅此一点即可给予宪法上的自由以持久的意义。[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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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一阐述与较早前另一案件中的阐述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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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政府的统治权力属于人民，因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各州政府仅仅是阐释和表达统治权力意志的机器。[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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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思考马丁·路德·金的文章时，考虑一下正规警察组织是如何从奴隶制法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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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非正式的警察机制开始于美洲殖民时期，但半正式的有组织的警察力量却出现在奴隶制时期。奴隶巡查被赋予了实质上是无限的强制权威，为的是监控奴隶的活动，追踪逃跑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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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结束后，南方白人面临着新的经济和社会控制难题。确保白人种族持续统治的重要法律工具是被称为“黑色法典”的多部制定法，它们广泛定义了流浪以及游荡……非洲裔美国人被禁止从事范围广泛的“扰乱秩序的犯罪”，比如，使用污辱性手势或语言，参与恶意的危害，未得准许而诵读福音书，或者未交年度税而从事农场或仆人以外的工作。违反这些法典的人将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从罚款到戴枷苦役，再到种植园里的强制劳动。“黑色法典”基本上制造了一套监督和管理黑人人口的法律工具，确保了黑人劳动者向白人经济权力的持久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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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黑色法典”受到法律上的攻击，南方各州开始主动追求激进的种族隔离，以作为确保白人的至高无尚和黑人卑贱从属的手段……非洲裔美国人基本上生活在一个警察国里，他们涉及公共生活的每一方面几乎都被规定了。正式的警察组织在这种制度下要维持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秩序。正式的警察在种族隔离的南方，既代表着南方压迫性的秩序，又代表着白人总体上至高无尚的思想。”它所代表的，不仅是正式法律和规章所定义的社会秩序，而且是白人的至高无尚和一整套与这种概念有关的社会习惯。”（Myrdal 1944，53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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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女性从属于男性这一推定，妇女经常受制于一些特殊的法律规则。这些规则的实施，有时被说成是对妇女的“保护”，有时被说成是对她们的“控制”。这些规则涉及婚姻、生育控制、堕胎和性别不平等。依女权主义者的观点，这一切规则都是值得质疑的，但女权主义内部对于是否需要某些种类的法律规则也是存在争议的。下面的文章提出：“保护”的法律和“控制”的法律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实施削弱了妇女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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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女权主义与色情文艺：同道与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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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迪·麦克埃若[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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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对有伤风化文学的强烈反对，是世界嘲弄美国的现成笑话之一。欧洲人喜欢听这类东西。它确认了欧洲根深蒂固的看法：美国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地方，终究是一种二流的乡镇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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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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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矫正史认为，对性的生动细致描写，是妇女自由的传统而永恒的敌人。其实正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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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女权主义和色情文艺在非正统的坎坷之路上一直是形影不离的伴侣，这种伙伴关系是自然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毕竟，女权主义和色情文艺都嘲笑这样的传统观念：性必须是与婚育相关的。它们也都将妇女视为应当追求性行为的快乐和自我实现的有性存在物。的确，绝大多数女权主义的要求都是以与妇女的性有关的短语表达的：平等婚姻、女同性恋关系、生育控制、堕胎和性别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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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对女权主义的批评主要来自布道坛和肥皂箱上的讲演者，他们大声疾呼：女权主义者正在腐蚀家庭和母性的圣洁。同样的谩骂也抛向色情文艺，那时称为“淫秽文学”。一个世纪以后，女权主义和色情文艺的右翼批评家们，与他们的早期同道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女权主义与色情文艺都对传统的制度和与性有关的假设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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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性并没有在此终结。女权主义和色情文艺在一种容忍的气氛中枝繁叶茂起来，因为在这种气氛中，质疑受到鼓励，不同的态度受到尊重，无怪乎女权主义与色情文艺在性表达被约束的时候都会遭受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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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审查制度的反冲力是政治正确和道德多数左右两翼的联盟，这个联盟既威胁着妇女的自由，也威胁着性表达的自由。右翼将直接的性描写定义为邪恶；左翼则将其定义为对妇女的暴力。结果却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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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制度网广泛撒开，以至于女权主义者的经典作品，比如，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的《违背我们的意愿》（Against Our Will）与色情文艺的标志《达拉斯的黛比》（Debbie Does Dallas）遭遇了同样的危险。这是不可避免的。两个作品触及了相同的主题：性压抑世界里的性自由。它们只不过达成了相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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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女权主义者与右翼携起手来？也许他们相信自己处于最后权力的位置上；也许他们梦想将其性观点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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