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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托克执著地追剿生育控制的提倡者，他伪造签名写了一些要求帮助的诱骗信。这些信件发给那些有同情心的医生和改革者，为的是诱捕他们。一次，他逮捕了一名女医生，因为她向他出售了一个可以用于生育控制的注射器，而这个注射器在任何药店都是可以合法买卖的。至1874年1月，康斯托克已经坐火车旅行了23500英里，扣押了194000幅淫秽图画和照片，134000磅的书籍，14200个的彩色插页，5500副扑克，逮捕了55人，20人被定罪，扣押了60300个“淫秽的避孕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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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开始寻求对生育控制提倡者进行刑事追诉。改革者们为了不成为他猎取的目标而开始沉默；1873年以前讨论生育控制的书籍干脆将这部分内容从以后的版本中删除；甚至同情妇女性权利的期刊也拒绝在其出版物中支持生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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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敢于反对康斯托克的人受到忽视，比如，1878年2月，很有影响的“自由联盟”（Liberal League）向国会提交了有7万人签名的一份2100英尺长的请愿书，反对《康斯托克法》，但这个请愿书被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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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托克诸法中有许多内容至今仍然有效。直到1971年，避孕物品才从禁止邮寄名单中删掉。这要感谢来自纽约的众议员詹姆斯·舒尔（James H. Scheuer）此前4年的努力。舒尔涉足这件事，是因为一位美国海关官员让他的一位女选民将避孕膜扔到海湾里，才允许她返回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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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勇敢的改革者一直试图改变妇女的不幸命运，而看一看康斯托克诸法是如何摧毁这些改革者生活的，就能最好地体会这些法律的真正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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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压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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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妇女都是丈夫的动产。男人对妻子的财产、工资，对孩子，甚至对妻子的身体，都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如果丈夫或者其他男性亲属做了决定，妇女就可以被关进疯人院里。政府中也没有她们的声音。如果没有丈夫的同意，她们也不能订立契约。甚而至于，工会也对最需要它的工人，即妇女，关闭了大门。大学作为昌明与教化的中心，对敢于求知的妇女也是大门紧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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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女人，就是做一个无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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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前，兴起了一场充满活力的女权运动，旨在改变妇女水深火热的生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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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有组织的、自觉的力量，是从19世纪30年代废奴运动发展而来的。在废奴运动中，妇女作为演讲者、写作者和政治组织者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废奴主义就是要求立即终止奴隶制的激进运动，它的理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所有者。换言之，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有道义上的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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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废奴主义者的妇女，开始自问她们比奴隶能好多少？反对奴隶制的女权主义者艾比·凯丽（Abbie Kelly）指出：“我们有极好的理由感谢奴隶，在为奴隶的工作中我们自己也同时获益。在努力打碎奴隶伽锁的同时，我们非常确定地发现，我们自己还戴着镣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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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为了不让人错过奴隶和妇女生存条件的对比，格丽梅克（Grimke）姐妹——萨拉（Sarah）和安吉丽娜（Angelina）——都明确地对这两者进行了比较。萨拉引用了当时最著名的法律权威乔治·布莱克斯通的话说：“如果妻子遭受了身体或财产上的损害，如果没有丈夫的同意并且以夫妻二人的名义，妻子不能提出赔偿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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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接着指出：“这一法律与关于奴隶的法律是相似的：‘奴隶不能提出针对主人的诉讼，也不能提出对其他人的伤害之诉——他的主人才能提出这一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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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还对路易斯安那州一条规定“奴隶占有的任何东西在法律上都属于主人”的法律与另一条规定“女人的个人财产婚后绝对属于丈夫，在丈夫去世时，他可以完全不留给妻子”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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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反奴隶制和女权运动结合起来的是一种对每个人控制自己身体和财产的权利要求。这一原则今天仍然是个人女权主义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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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使妇女权利的进军偏离了轨道。妇女们被明确要求将她们自己的抱怨放在一边，为一个更大的事业奋斗：通过赢得北方的胜利而使奴隶获得自由。内战后，宪法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在国会通过，而妇女却遭受了政治上的冷落。第十四修正案确保了每个守法的美国男性都有投票权（排除了美国土著人）。第十五修正案确保投票的权利不因“种族、肤色或先前的奴隶身份”而有所减损，但没有提到性别。妇女被这两个修正案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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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出发，女权主义者走上了通向妇女权利的三种途径之一。主流改革者是为妇女的投票权而努力。一些激进的妇女为社会变革而工作，这种社会变革被表达为“社会纯洁圣战”，比如，提高表示同意的年龄，改造妓女，审查淫秽物品。在《妇女的身体，妇女的权利》一书中，琳达·戈登（Linda Gordon）评论了这一时期的特点：“我们越是看得仔细，就越是难于区分社会纯洁组织与女权主义者团体。来自一个全然不同的组织的女权主义者是绝大多数主要社会纯洁运动的提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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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奴运动女权主义者也相信纯洁运动，但对她们来说，它是来自个人良心的纯洁；持社会纯洁论的女权主义者则似乎非常愿意通过法律来落实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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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激烈的战斗是为了性权利，为了自由，而不是为了纯洁。这一运动为那些相信自我所有权的人提供了一个思想家园：妇女的身体，妇女的权利。它被称作自由之爱（fre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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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爱运动最为人铭记的是20世纪激进的埃玛·戈尔德曼的一句俏皮话。当有人问她是否信仰自由（免费）之爱时，埃玛说：“我肯定不信仰付钱的爱情。”然而，自由之爱理论是一个比这一回答更复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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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爱哲学与滥交没有关系。比如，19世纪俄亥俄州自由之爱共同体的旗帜上宣称的就是“自由、友爱、贞洁”。为什么这样一个贞洁共同体会把自由之爱视为避风港呢？因为它信奉的原则是：成人之间的性关系中不应存在胁迫。自由之爱激烈地否认国家有任何干涉相互同意的成人之间性安排的权利。他们主要的努力方向是赋予性伙伴中最弱者和最受虐待者——妇女——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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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个确保妇女性权利的关键。首先是改革婚姻法，这种法律给丈夫几乎绝对的统治妻子的权威。自由之爱者主张，婚姻应当是两人之间自愿而平等的结合，双方分享着精神上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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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键是让妇女能够得到生育控制信息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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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康斯托克企图关上妇女性的大门，但自由之爱运动却努力破门而入。尽管承认这样的现实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然而，为妇女自由而战斗的人中，最勇敢的却是两个白人男性：伊兹拉·海伍德（Ezra Heywood）和摩西·哈曼（Moses Harman）。他们都因为努力帮助妇女而毁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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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伍德夫妇与《言词》（The Word） 伊兹拉·海伍德是一位废奴主义者，也是一位为妇女权利大声疾呼的人。1865年，他与安吉拉·菲达西娅·蒂尔顿（Angela Fiducia Tilton）结婚。尽管他们是有4个孩子的忠诚夫妇，但伊兹拉和安吉拉开始确信：婚姻是真正爱情的一个最大障碍。的确，海伍德夫妇将传统婚姻视为卖淫，理由是男人将女人贬低到这样一种社会经济依赖状态，以至于为了生存，女人被迫选择是出卖自己几乎毫无回报的劳动，还是将自己的肉体出卖给不情愿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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