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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视这一进步的过程中，人们会问：如何区别那些看来最有益的对复杂性的反应与那些死路一条或者遭遇巨大困难的反应？一种偏颇的回答似乎是，这要看无论学术机构、立法机关还是法院所做的反应在多大程度上注意到充分范围的各种复杂性……或者，这一反应与这些复杂性之一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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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罗纳德·阿伦（Ronald Allen）在其经常被引用的与肯尼思·戴维斯（Kenneth Davis）的对话中，直接论及了警察自由裁量权行使中固有的复杂性。但是，他对这样一种说法的攻击是没有力量的：警察制定行政规则，旨在显示其不想实施刑法。这种攻击之所以乏力，是因为它忽视了已知的警察职能的复杂性。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阿伦写道：“我们不对警察说：‘这里有个难题，解决它。’我们对警察说：‘这里有部详细的法典，执行它。’”考虑到所有的复杂性……非常明确的是，我们应当对警察说：“这里有个难题，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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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人们发现了在一种乐观主义中广泛面对复杂性后所得到的回报，这种乐观主义存在于当前为落实一个完全不同的警务模式而进行的运动中，这个模式注重解决问题，并且使公众也参与进来。以问题为导向的警务和公众警务这一更先进的形式，都涉及广泛的复杂因素……这一运动承认警察职能的多面性，认识到警察的工作不只是实施法律，而且更准确地说，是对广泛多样的公众问题做出有效反应。它承认每一这样的难题都与其他难题不同，每一事件都具有高度个别化的特征。这样的事件结合起来所构成的难题，要求警察必须应对以广泛的适当的反应，包括新的资源、权威和技术。它认识到在选择这些反应时，包括运用逮捕和起诉的自由裁量权，需要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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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警务变革持怀疑论者，倾向于将所有新的主动措施都作为一种既无根基也无持久影响的时尚。他们可以引用许多近代史上改革警务的努力，以支持他们的观点。以问题为导向的警务和更先进的公众警务形式，最大的特点是它们由来于承认从警务中揭示出来的所有复杂性，并且，它们的设计就是为了与这些复杂性发生联系的。作为未来的概念模型，它们在许多方面都积累了努力，透彻思考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有的与警务有关的见解。由于有这样坚实的基础，它们具有的巨大潜力将成为一种刺激因素，使他们保持纯洁，拒绝回归简单反应的要求，并支持这样的努力：继续面对民主社会警务所固有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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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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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德斯坦讨论了警察工作中增加的“责任、行动自由和自由裁量权”。在阅读克里斯·亨得利所写的美国“警察工作压力的高昂代价”过程中，思考一下这种增加对个人意味着什么。下面的故事所描写的情况和古德斯坦所探讨的“更广泛的警察职能”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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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伯蒂（Gary Berte）是一个沮丧的人，他从前是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警察。由于目睹同事们因工作的压力而酗酒、吸毒乃至饮弹自尽，于是他有了一个简单的打算：希望有一个警察援助服务计划，能够在全州范围内的刑事司法培训中心加以落实，为警察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提供咨询，组织工作压力控制研讨会，成立援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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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州政府工作人员用基金玩弄政治把戏时，伯蒂坚信，迫切需要一种由警察自己运作的、综合性的、非官方化的应对警察工作压力的方法。一名工作到55岁的警察，他的预期寿命只有59岁。在全国范围内，每10万警察中估计有100至200人自杀（依据研究），与此相对，一般公众中每10万人只有12人自杀。另一方面，每10万警察中被杀者只有54人。伯蒂说：“换言之，警察杀死自己比坏蛋杀死警察要快两倍有余。”然而，在全国1万6千多个警察部门中，只有75个部门有工作压力缓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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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在过去18个月里有3名被征召的警察在训练期间或在此后不久自杀。就在上周，地区警察局一名警察不得不由同事强行制止他对犯罪嫌疑人的暴力攻击。那天早点名的时候，这名警官要求不再上街巡逻，叫上司把他的枪拿走，否则他们要后悔的。“但警察局没有回旋余地，”伯蒂说，“他们只好努力让他再支撑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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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伯蒂引述了这些事例，但他说所谓“精神危机”之类的废话仅仅是一种不错的宣传，但没有找到警察工作压力的重点。“研究显示，暴力不是警察工作最具压力的部分。过度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才是真正的杀手。当你要崩溃时，谁来帮你解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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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蒂引用了自己的著述和“全国司法研究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的最新研究成果。他说，警察在对付违法者方面得心应手，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警局的政策缺乏灵活性，害怕承担责任，糟糕的装备和晋升的艰难。然后是每天传达给警察的混杂的信息，今年说这样做可以，明年说这样做不行。内部政策才真是荒谬的——你不能不经允许就离开城区；你不能没干完活就离开办公室。如果有犯罪发生，你要拼命采取适当的行为，无论你当班还是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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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伯蒂也认为面临工作压力的不只是警察，但他相信，警察的孤独与自愿为同事打掩护，两者的综合作用使警察的工作压力对于个人和社会整体都是代价高昂并危险十足的。警察们宣誓在所有时间都保护公众，因而他们开始通过“忧郁的眼睛”看待任何事情。“他们变得很孤独并且玩世不恭，将自己定位为少数群体，将世界划分为两部分：坏蛋和警察。一旦你成为一名警察，你就改变了。这是一种整体的社会状况。孤独确实存在，我认为我们无法为给自己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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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什么是警察，还是有所误解，包括对警察败类丑行的关注，对日常工作的自吹自擂。“我们只有10%的时间用在对付犯罪上，另外90%的时间用来做社会服务型工作。目前，社会工作者平均18个月后就筋疲力尽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警察没日没夜地做着同一种工作，但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的不良表现，更为人接受。如果你喝醉了，暴跳如雷，我们会为你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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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伯蒂研讨班的警察表达了作为这个孤独、沮丧的宇宙的一部分意味着什么。“我想开枪自杀，也想开枪打死我的上司，”一位参加者写道。另一个人非常希望拿了残疾人津贴后逃离工作压力，他说：“我很庆幸自己出了事故。”第三个人写道：“我工作越长，态度就越消极。最终，公众要付出代价。”[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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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警察自由裁量权可能涉及强制技巧的适当运用问题。当你阅读下面的材料时，思考古德斯坦对警察自由裁量权和警察政策的讨论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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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南图森一位资深警察正在接受调查，因为他用电击枪制服一个戴着手铐的9岁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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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警长希克斯托·莫利纳（Sixto Molina）的要求，皮玛县（Pima County）警察局正在努力确定这位警官在让电流通过孩子身体时是否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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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纳说，这位警官对女孩使用电击枪的时间是5月8日下午5点半左右。这种非致命性武器用脉动电荷使人在几秒钟内丧失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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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纳说：“我必须首先承认，你们看到的是一个资深警官电击一个9岁女孩。这的确不怎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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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警官是应“亚利桑那儿童之家”（Arizona Children’s Home）的求助前去的至少两名警官之一。这是一所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设立的学校，在南第八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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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纳说：“这不涉及正直问题。一个警官决定这么做，因为他认为需要这么做。”[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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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个9岁的戴着手铐的女孩正在咒骂、踢打，并企图踢开警车的窗户，这时南图森一位警官用电击枪制服了她。星期四的警察报告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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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燃起了某些公众的怒火，尽管这名警官的律师说，失控的女孩对警官和女孩自己都构成一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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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警官迈克尔·胡德（Michael Hood）被派去抓这个女孩，她从当地一家儿童精神病中心逃跑。根据报告，当他发现这个女孩时，女孩开始咒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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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呼叫阿曼杜·特耶奇（Armando Teyechea）来帮忙，因为在前面与女孩的接触中，她处在疯狂而好斗的状态，“打、咬、踢、撞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警察，”胡德写道。这女孩有1米43高，体重31.7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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