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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想做一个“干事儿”的警察，而又避免使用遭质疑的手段来逮捕嫌疑人，因此我决定报名读法学院，以便学习美国宪法的要求。法学院毕业后，我决定在城市犯罪率最高也最贫困的地区做一名警察。我还决定住在那里，以便能够真正与这个地区休戚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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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遭到其他警官的反对是在一名年轻黑人男性被绑架的案件中。我和其他两名白人男性警官负责这次解救工作，我很快意识到这次工作中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在我们到达时，事主说两个蒙面男人进入她的公寓，抓了她两个十几岁的儿子，强行将他们扔到一辆车的后厢里就跑掉了。在我努力收集更多的犯罪细节时，却注意到另外两名警官躲到角落里谈笑一些与这个绑架事件毫无关系的事情。当我问起他们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时，他们告诉我，这可能不是一个真的绑架，而只是一次由失败的毒品交易导致的龌龊。我无法知道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因为他们对这一事件基本没做什么调查。当我告诉他们这真是一次犯罪，并且提醒他们没有尽到警察职责时，他们告诉我，如果我认为这真是一次绑架，我可以一个人来处理这件事。由于质疑了他们的态度，我被贴上了反叛者的标签。由此，我和几个有相同处境的人一起，随后被其他警察放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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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恐惧和孤独，许多警察对于明显的次种族隔离事件没有采取反对的立场。还是让我谈一下自身经历。由于我反对那些警察对绑架案的态度，最终我承受了后果。比如，我经常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去执行任务，不得不独自执行危险的任务。一次，在对付一次正在发生的抢劫过程中，我遇到了持枪的嫌疑人。其他警察阻塞我的步话机，阻止我求救的企图。因为其他警察越来越大的敌意和骚扰，我被迫转到了另外一个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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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因为拒绝参与次种族隔离而承受了一些不利后果，但我还是注意到当我在场时其他警察不再参与这种行径了。我敢于面对他们的歧视态度，这促使他们纠正自己的行为，更加注重公民的民权。至少当我在场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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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已经工作8年有余的这个辖区后，我决定到城市的另一地区去做警察。就是在这里，我看到了两种警务态度的存在：一种是在少数族群共同体；另一种是在中产阶级共同体。我很快注意到，警官们在与不同公民谈话、接近并回应他们的请求时，态度都是不同的。在新辖区，我与一名老警察共同工作，我们截住了一辆白人男性开的车。在我们走近这辆车时，我注意到，驾车人并没有像我以前从警地区的黑人男性那样，自动将手举到空中；我还注意到，警官对驾驶者的态度是彬彬有礼的，告诉他这次拦截的性质，同时请求允许对他进行搜查。我做警察以来头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从没见过警察请求允许搜查车辆。警察有权搜查车辆，这已经是不必说的假定了。以前工作辖区的公民和警察都从不质疑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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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放任在少数族群社区（community）[264]工作的警察的次种族隔离事例，主要是因为在警察文化中这是一种可接受的规范。为了消除难题，其他警察必须采取一种立场，并且提醒那些搞次种族隔离的人：这不再是一种规范，也不再被容忍。警察能够继续这种次种族隔离，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人们广泛否认事实上存在次种族隔离。这种否认有助于使警察对少数族群的态度永久化。到人们直面事实上存在对少数族群公民的不同待遇时，次种族隔离已经进入21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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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裔美国人与警察交往的经验说明，在这个城市的经济贫困区，的确存在着差别的待遇。进而，由于缺乏少数族群如何对付这一广泛难题的信息，也使警察部门的歧视做法愈演愈烈。通常，少数族群的报案人不会被注意，因而也不会得到救济。不过，一旦少数族群了解发生不当警察行为时应当采取的程序措施，这一切就会有所改观。这种信息缺乏会继续成为促成警察不当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具体说来，我的工作辖区内许多少数族群公民相信，随身携带200美元现金就是违法，尽管这似乎是不着边际也难以令人置信的。但是，这种神话以及其他的神话在这一社会共同体中一直存在。从这些共同体清除次种族隔离的唯一方法，就是首先承认所存在的问题，然后告知公民的宪法权利以及在警察行为不当时应当做些什么。最后，警察们也必须采取反对次种族隔离的立场，即使这意味着独自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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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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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人断言，有关逮捕的数据统计证明了确实存在种族筛选。例如，美国司法部1998年的逮捕数字显示，黑人虽然只占人口的12%，却占了全国因毒品犯罪被捕总数的36.8%。你对这一断言有何看法？对照下文，思考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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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泽西州以前的警察头子……被问到为什么有这么多非洲裔美国人的机动车被拦截和搜查时，他手指着新泽西州1997年的逮捕数据说道：该州50%因毒品犯罪被逮捕的人是黑人，13%是西班牙裔人。换句话说，他估计涉嫌毒品犯罪的63%是少数族群。因为他将这些逮捕数据看成是对毒品使用和贩卖的可信估计，所以他认为专找少数族群进行拦截和搜查，是最有效的通过拦截车辆寻找毒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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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使用逮捕数据来估计黑人和白人涉嫌毒品使用和贩卖，是极端不明智的。逮捕的数据仅仅告诉我们，实际逮捕的只不过是部分使用者和贩卖者。因此，如果警察在白人居住的城市和乡村进行这种打击和搜捕，他们也会逮捕大比例的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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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实证明多数的打击和搜捕都是在城市贫穷的少数族群共同体范围内进行的，因而逮捕的数据和监禁的数据仅仅能够告诉我们警察在哪里采取了行动，而无法告诉我们任何有关毒品犯罪在黑人、白人和西班牙裔人中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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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果从表面上看逮捕数字的价值，他们确实提供了……一种自我成就的预言。简单说来，因为警察是在黑人聚居区寻找毒品犯罪的，他们自然会在这些社区找到超比例的毒品犯罪。与此对照，白人的毒品犯罪在逮捕和监禁数据中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为在他们的居住区很少进行这种打击和搜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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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更多地在公路上通过拦截、搜查大比例的黑人驾车者来寻找毒品，这一事实使已经倾斜的逮捕和监禁的数据更加令人怀疑。一句话，公路上的种族筛选，加上少数族群居住区盛行的警察打击行动，两者共同造成了这些令人误解的种族歧视数据。[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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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科学与法律的交叉地带涉及另一类型的筛选，它以DNA中的基因信息为基础。考虑下面的警告：与一些人的希望相反，DNA筛选证据与犯罪现场留下的其他证据并不相同。特别是，使用DNA筛选会在三个方面产生问题：测试行为的可靠性；它们的解释；它们的人权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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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DNA抽样的适当使用，要求精通分子生物学、人口基因学和统计学。筛选的结果要求有生物化学方面的专门技术。测试的风险包括：样品在测试前可能被混淆；不当的处置引起污染，有时在样品收集时，有时在随后的实验中；可能受到犯罪现场的细菌、滤过性毒菌、他人和人以外的DNA的污染。抽样量少可能使测试特别复杂，使进一步的证明成为不可能；而测试本身也可能不正确地进行。在生物化学测试结束后，还有另外的问题：被告的DNA与样品之间是否“一致”？这里可不是没有问题。因此实践中都设定了一种武断的、有关相似性的门槛，并且将达不到这一标准者视为不相关的东西，将满足这一标准者强行纳入。有人强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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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反对这样的想法：样品之间有2.99标准偏离就是“一致”，而有3.01标准偏离就不“一致”。事实上，难题在于从整体上说什么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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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的解释有时要求精通人口基因学。两个人身上的碎片可能一致或相似，尤其是在一个通婚杂居的社会共同体中。这样的情况增加了两个抽样相似的可能性，进而也就使DNA抽样来自被告以外的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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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DNA大量使用已经使被错误定罪的人获得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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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测试已经显示出，已经发生的错误定罪大大多于最具批评精神的学者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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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有启发性的数据来自于FBI本身。FBI从1989年开始对性袭击和性袭击杀人进行DNA测试。总体而言，FBI是从州和当地警察部门逮捕和指控的人身上取得生物样品的。测试的目的是确证或者排除被逮捕者，尤其是那些被目击证人识别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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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6月，FBI报告说它已经从能够获得DNA结果的性袭击案中，排除了25%的主要嫌疑人……司法部的分析……揭露了33%的排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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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不算过分大胆：如果FBI不做这些案件的DNA测试，1989年以来美国就会有几千个人被错误定罪；似乎可以同样安全地得出结论说，有同样情况的上千人在DNA存在以前被定罪，现在如果能够取得关键的生物学测试证据，就可以获得清白。[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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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特里诉俄亥俄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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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 v. State of Oh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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