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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美国汇聚了世界上的每一民族……我们的疆域里不是单一民族。我们被共同的理想联结在一起，那是美国的基础。我们有一套原则。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些原则，那么我们就失去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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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非常时刻可以让我们放弃原则。美国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由独立的司法分支做公正而中立的裁决。我们不能放弃这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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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赦》：您在关塔纳摩的经历动摇了您对美国制度的信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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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还没有。我是一个理想的实用主义者。我仍然相信，除了批评以外，我的工作会有所收获，并促成改变……但就这一次的代理而言，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我没想到，赢得一次审判将意味着为他赢得一切。对我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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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对危机的方式，能够定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就是在类似这样的时刻被定义的。你知道在“波士顿大屠杀”后谁为英国人辩护的？约翰·亚当斯，他后来成了美国总统。向波士顿的群众开枪，杀害了5个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8名英国士兵及其长官被交付审判，但是，他们找不到为他们辩护的人。最后，亚当斯同意做这件事。除2人无罪外，其他人……都接受了“拇烙刑”。亚当斯后来称他为英国人所做的辩护是他为美国做的最伟大的工作。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定那些人有罪，是我们国家声誉的一个极大污点，就像17世纪塞勒姆（Salem）的巫师审判一样。[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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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赦》：关塔纳摩特别军事法庭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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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我不能这样说，但它的开端并不好。它缺乏独立和中立的保障，也没有充分审判案件的能力。但我念念不忘的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公众要求维护正义，联邦和司法机构以及军官们自己，也同样要求维护正义和公正的审判过程。这些要求最终会得到胜利。我还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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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做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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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我拼命也想不明白。我看不出为什么军事法院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它事实上是一种军事犯罪的话。在法院审判恐怖分子，并不属于过去25年法院处理不了的难题。这个难题一直在吸引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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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赦》：作为一名忠诚的战士，您如何看待自己对军方和总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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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质疑制度是最高的忠诚。美国的制度有别于他国者，正在于我的忠诚是桿卫宪法，而非盲从命令。我们忠诚的对象是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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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发现，行政分支既发出所有的号令，又制定所有的规则。我们的宪法是不信这一套的，它将责任一分为三：立法机构为国家通过法律；行政机构实施这些法律；司法机构适用这些法律。特别军事法庭的程序违背了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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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同意总统的观点：永远不能允许恐怖分子摧毁我们所热爱的自由。我不认为恐怖分子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也许我们自己会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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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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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本版付印之际，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中羁押了几百名“敌方作战人员”，没有特别的指控、听审或审判，也不能预期关押的期限。政府要从一些在押者口中寻求重要的信息，因而使用了这种叫“引渡”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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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做法是将海外抓到的罪犯，比如毒枭，移交给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法院。一些官员说，从2001年起，这种做法被用于使某些在押人既上不得法庭，也回不到街上。“这个主意已经使引渡制度堕落了，”涉及这种引渡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这样说，“这不是向司法的引渡，这是绑架。”但是，一些高级特工人员和其他一些专家，包括前中央情报局长乔治·坦尼特（George J. Tenet）在国会作证时说，引渡是有效瓦解恐怖主义组织并说服在押人透露情报的方法。罗安·古纳拉特纳（Rohan Gunaratna），《基地组织的内幕：全球恐怖组织网》一书的作者，曾经说过，引渡是有效的控制人的方法，将某人送到某些国家去的威胁，是非常有效的。在欧洲，审问就几乎没有任何结果，因为他们不使用这样的威胁方法：将在押人交给一个使他们极有可能受到刑讯的国家。[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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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曾经写过律师在美国民主中的作用。同样的作用能够扩展到非民主社会的人中吗？或者像本案中一样，扩展到美国的敌人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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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关押600多人的问题，上诉法院80岁的退休法官约翰·吉本斯（John Gibbons）在最高法院主张，在“拉索尔诉布什案”（Rasul v. Bush ）和“埃尔奥达诉美国案”[Al Odah v. United States, 124 S. Ct. 2686 (2004)] 中，联邦法院有权管辖对这种拘禁的合法性的质疑。最高法院同意这一点，而不赞成政府方面律师所主张的“这些在押人无权得到美国法律的承认”的论点。是否最终会有这些听审，还是一个未知的问题。比如，在押人依然可能被移交给其他国家，而得不到审判的实惠。托克维尔描述的法律在这里起作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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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里被采访的海军军官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勇敢的辩护律师。他冒着职业、身份和个人安全的风险，代表他的当事人，而这个当事人的情况却是对法律和社会基本价值的挑战。尽管如此，托克维尔并不号召律师们冒这样的风险，而是认为他们对于维护民主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通常的法律事务中。然而，在几乎200年后的美国和世界，如果没有勇敢的律师，民主还能保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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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像托克维尔那样将律师看成美国的贵族，已经相当困难了。然而，我们的观点依然是复杂的。据说，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热衷讼争的社会，诉讼和诉讼的威胁几乎调整着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许多简单的行为都会有法律的后果。害怕法律责任已经成为限制乐趣的标准理由，这种理由还使我们的商业、财产甚至秘密交易变得极为复杂。尽管我们个人可能认识的律师不是很多，但却感觉他们无处不在。几乎每晚的电视新闻里都混杂着天灾人祸、战争饥饿、健康匮乏和政治风云，总有许多诉讼、罪案以及律师为当事人的声辩。我们视律师为“正义”与“邪恶”事业的捍卫者、美德与恶行的辩护士、权力的支配者和粗俗笑话的嘲弄对象。他们是迷人戏剧的演员，真实也好，虚构也好，都使我们赏心悦目。我们知道律师都是直接接触内情的人，他们既是故事的主角，也是故事的讲述者。他们聪慧、愤世、天真、迷茫、诚实、利他、贪婪、自我牺牲、爱财、慷慨、傲慢、同情、丰富、平淡、热心、冷酷、好战、温柔……几乎没有什么评价不适合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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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律师、委托人及他们想从法律中得到什么。作者是当代一位光彩照人的律师罗伊·格鲁特曼，他曾在杰里·福尔韦（Jerry Falwell）牧师起诉拉里·弗林特的案件中为前者充当代理人。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将该案拍成电影《人民诉拉里·弗林特》（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阅读过程中，思考托克维尔会如何看待这些律师，以及作者所理解的法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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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赌场[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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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格鲁特曼 比尔·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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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人……律师是每日的必需品；而对另一些人，需要律师就像需要一次大手术一样，是巨大的恐怖。当委托人雇请了一位律师，他们通常就觉得万事大吉了，但是……律师不仅必须为案件做好准备，而且还要使他们鼓足勇气打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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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知我将与怎样的人合作，我给自己的所有新客户一个简单的精神压力测试。首先，我让他们尽可能告诉我所有关于他们自己及其案件的事情；然后，利用这些信息，劈头盖脸地侮辱、讽刺他们。一些人垮了，回家了，再也没回来；只有严肃认真善于论争的人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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