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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服务是免费的，但我办的案子从来没有过如此令人满意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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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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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怎样认为法律是个大赌场的比喻？谁是赌博者——当事人、律师，或者他们都是？他们玩儿的是哪种游戏——二十一点、扑克、老虎机？老虎机或者抽彩赌博是从众多参赌人那里每人取一点儿，积聚起来再返还给一小部分人——当然，要减去抽头。在二十一点、色子和轮盘赌中，参赌人是与设赌人赌博，当然，胜算大大倾向于设赌人。扑克牌的玩家是相互赌博，设赌人要从每个玩家身上收取服务费。法律案件所具有的哪些特点相似于这些赌场游戏？比如，你如何将人身伤害、索要保险金、离婚、刑事案件或者拆解大公司的反托拉斯案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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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疑，关于个案，写得最出色的一本书是乔纳森·哈尔（Jonathan Harr）的《一起民事诉讼案》（A Civil Action）。作者讲述的故事是马萨诸塞州沃本镇的几户居民控告两家大公司的一起环境污染诉讼。这几个家庭中的一些孩子和其他成员先后死于由该镇地下水引起的癌症。简·舒里克曼（Jan Schlichtmann），一家小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他被几家居民的悲惨命运深深打动，答应以诉讼绩效收费方式（以胜诉后的判决所得的一部分作为报酬，如果败诉则分文不取）代理此案。诉讼开始于1966年，终结于1990年。最后，舒里克曼和他的两个合伙人不得不花费480万美元，来获取原告方所需的科学和医学证据。被告花了700万律师费与和解费。最后，每个原告家庭取得了不到50万美元，舒里克曼最终破产了。清理环境的费用估计有6900万美元。这是一种什么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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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那些想进一步了解乔·弗洛姆及斯卡登律师事务所的人应该读一读林肯·卡普兰（Lincoln Caplan）写的《斯卡登：权力、金钱与法律帝国的勃兴》（Skadden: Power, Money，and the Rise of a Legal Empire）一书（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3）。如果想知道一个庞大的律师事务所（格鲁特曼也有一份）挎掉的故事，则可阅读史蒂文·卡布（Steven J. Kumble）与凯文·拉哈特（Kevin J. Lahart）合著的《不当的行为：芬利卡布的兴衰》（Conduct Unbecoming: The Rise and Ruin of Finley, Kumble）一书（New York : Carroll & Graf,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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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特曼笔下的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都主要是为了钱而进行法律实务的。托克维尔的“法律贵族”和有道德原则的“勇敢的辩护律师”都靠边儿站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法律机制是三权分立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两个是立法和行政分支，但除了法官和政府律师，法律机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过是在做生意。下文的作者认为，法律的高昂代价背后，有更高昂的社会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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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法律的代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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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勒姆·哈德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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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灯泡里能拧入多少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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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能承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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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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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莱温斯基的丑闻，比尔·克林顿支付的法律账单髙达1千万美元，而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用于调查总统的开销竟超过5千万美元……由三个州检察总长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的针对多家烟草公司的健康损害赔偿案件中，代表这三个州的律师们获得了82亿美元的律师费，在一些案件中平均每个律师超过5亿美元。美国的法律服务提供者年度总收入超过了1250亿美元，在过去几十年里，其增长率大大超过经济的总体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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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请律师这么费钱？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很少洞悉这个基本问题。传统的大众文化有一种说法：律师们都是一些恨不得榨干你骨髓的贪婪家伙；传统的经济学有另一种说法：法律训练是昂贵的；而传统的职业智慧则认为：为了保护公众的目的，律师享受着国家特许的垄断。这些说法都不是特别有说服力。虽然每种说法都有合理成分，但每种说法所产生的问题比它回答的还要多。如果职业被邪恶主宰了怎么办？为什么法律这么复杂，以至于法律训练如此昂贵？对于公众来说，是价格低廉但质量低劣的法律意见更好，还是承担不起的高质量的法律意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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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在与市场的关系上长久以来就处在不睦与防御状态。对法律执业商业化的担心，可以追溯到职业本身，也就是具有了现代律师业特征的时候。某种职业被委托了司法制度保卫者的职责，也渗透着公共服务的性质，但它主要是通过商业的和私有的市场来传播其产品。这种双重作用引起了职业的内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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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律服务高成本的经济原因这个基本问题，相对来说我们关注不够，这可能正好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律师和市场的关系是职业主义现代概念的核心。比如，“美国律协职业委员会”（ABA’s Commission on the Profession）所定义的“职业”的特点，就主要是从它与市场的关系人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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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从州获得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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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实践需要实质而大量的智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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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必须信任专家，因为他们缺乏训练，所以妨碍了他们评价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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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信任的前提是：职业者自我利益的取得是由于他们为客户的利益和公众的福社做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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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是自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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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法律执业与市场的关系来构成“职业”，这样的定义是将该种关系作为一种职业伦理，而不是职业经济。从这个角度看，法律服务的髙昂费用是一个德行问题，而不是利益刺激问题。根据职业主义的概念要求，漠视经济刺激应当成为专家的道义责任。律师的收费有多高，就说明他们对公益的职业义务履行程度有多低。相反，有伦理道德的律师收费就不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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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执业和市场关系中的“职业主义”主张，实际上是来自法律复杂性这一基本事实的一系列关联规范主张。法律要求实质而大量的智力训练，因而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法律才只应由受过这种训练的人来实行。只有那些受过训练的人，才能判断他人法律执业的能力，以及为客户提供的法律执业的质量，因而，进入执业以及对实践的调整，都被授权给那些受过训练的人。由于不受国家和市场的控制，加予职业的义务就是不要利用缺乏外部控制的机会而谋取好处：将公众和客户的利益置于自我利益之前。职业，作为一种脱离市场经济的实践，先是被概念化，继而被正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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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律执业也离不开经济。职业的概念可以将执业单独作为一种规范理想，但是，职业的结构仍然是市场的结构。就像“职业是为利益而放弃原则吗？”这个问题所提醒我们的，法律执业者，甚至有更高伦理的专家，都不会明显地使用任何系统的方式拒绝市场的刺激。因而问题在于，如果法律执业者像市场主体那样行为，那么，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市场？从价格反映成本，竞争促成对训练和人力资本这类资源有效利用的意义上说，这个市场是竞争性的吗？或者，这一市场的体系特征导致了非竞争性的价格，或者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将法律服务的成本提高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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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们事实上面对一连串强有力的市场刺激，让他们的收费高于竞争性市场的应有水平。像典型的非竞争性市场一样，法律市场的最终价格是由客户赋予的价值决定的，而不是由提供服务的成本决定的。因而，律师的气力分配会倾向于那些赋予法律服务更高金钱价值并且付得起大价钱的人。一般说来，这样的人是商业客户。这些市场剌激因素最令人担忧的特征，不仅在于律师收费高昂，而且在于收费高昂的原因是，这个市场的特征基本上是由商业主体和个人对于有限法律资源的投标竞争决定的。在这种竞争中，商业主体（更笼统地说，组织吸引财富的聚集）会取得压倒性胜利，因为在商业组织实体与个人之间的资源占有比例上，商业主体所占资源之巨，简直不成比例。法律费用高昂，正是因为作为自由市场力量结果的法律资源，被不均衡地推入了商业领域，而个人大致由于价格原因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只有那些对商业实体资源提出权利主张的个人（比如，由法人或其产品引起伤害侵权赔偿），以及那些有诉讼绩效收费约定的人，才能参与法律服务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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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为律师制造的法律服务分配，因而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作为一种自律的公众司法制度——处于民主社会结构核心的制度——保卫者而组织起来的职业，由于受市场力量的推动，让自己不均衡地倾向于商业经济关系的掌控，而不是倾向于个人与国家正当关系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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